历史研究不应拒绝假设

在科学研究中提出假设，乃是对客观事物及其发展规律的假定的说明，本身要有一定根据。假设作为科学发展的形式与途径，无论在自然科学还是社会科学研究中都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不过，对于历史学来说，似乎情况有点特殊。一些史学家强调“研究历史就必须从客观存在的历史实际出发，对客观历史予以能动的反映。即在搜集、整理、研究大量史料的基础上，探寻社会的发展规律，总结历史的经验教训，而不能与此相反，脱离历史的客观实际去随意地作主观的臆想和假设”。在一般人心目中，“历史不能假设”也被视作无须置辩的真理。看来历史研究是否应该拒绝假设，的确是一个值得探讨的理论问题。

历史研究包括实证与理论诠释两大方面。鉴于历史无法再现的不可重复性特点，使人们认识到的历史和客观存在过的历史之间存在很大距离。即使进入有文字可考的文明时代，也必然有大量史实失载；而且那些明文记载的“二十四史”，每多刻意的捏造虚构和无意的失察误漏。历史记述者和研究者均不可能摆脱时代与阶级的影响，不能不受理论素养、史学观念、科技手段和认识能力的制约，从而无法避免记载与诠释的偏失。只有不断提出假设并继之以证实或证伪，方能相对接近于历史真实。在实证层面排除假设，就等于取消历史研究。而在理论诠释层面，“假设”同样是开展研究不可或缺的前提。人们用以解释历史的理论框架的确立，都必然经历过假设的阶段，包括作为科学的历史观的唯物主义思想。这正如列宁所说，“马克思在40年代提出这个假设后”，花了不下二十五年的工夫加以研究，直至“《资本论》问世以来，唯物主义历史观已经不是假设而是科学地证明了的原理”（《列宁选集》第1卷，第110、112页，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2版）。

另有一种对已然发生了的历史做出不同路径的假定，属于无法验证的假设，确有一定特殊性。但在我们看来，因其旨趣在于通过用假设的可能性与实际的历程比较，研判利弊、总结规律，仍不失为理论诠释范畴中用以深化对历史规律认识、更好总结经验教训的一种方法。历史的发展固然有内在的“必然”性和“规律”可循，但这通常体现在历史发展的总趋势中，例如经济基础的决定作用一般只是宏观的远程控制，即在大的趋势、倾向、性质、特点上起到根本性的制约作用；而在许多具体发展进程中，则往往存在着大量不确定性和随机性。体现人们主体意志的“文化”选择，同样是人类创造历史的前提。如果把充满灵气的创造历史的主体，仅只看成是体现、演示某种抽象规律、公式的毫无生命的躯壳和工具，就很难和庸俗机械唯物论划清界限。鉴往知来是史学研究所应发挥的重要功能。在浩淼博大的历史中蕴含着的种种经验与教训，许多情况下都是相对历史发展中存在的不同可能而言，以历史事实与其他可能性相比较而得出。如果一切逝去的往事俱为命定，那还有什么经验教训好总结呢？“历史是昨天的现实”，将来的现实也必将成为历史，这将来的现实是否也和昨天的现实同样是命定的呢？人们对现实活动中面临的多种方案的比较选择岂不也成为毫无意义的多余之举！因此倘若不以宿命论的眼光而以唯物史观的眼光看待历史，就不应笼统拒绝对历史发展进程中存在的不同可能性进行假设与比较。

在现代西方史学研究中颇有影响的美国新经济史学派，就尤其重视对历史上不同路径假设的研究，他们建构的反事实模式或称假设———演绎模式成为该学派研究的重要特征。其中福格尔《铁道与美国经济的增长》一书，在假设1890年美国没有铁路的情况下，对国民收入水平进行了复杂的统计推理，得出铁路在美国经济增长中并未起到决定作用的结论。福格尔和恩格尔曼合著的《苦难的时代———奴隶制的政治经济学》，则假设如果未曾爆发南北战争，奴隶制种植园延续到1890年，情况会是怎样。作者通过对1860－1890年间棉花价格和产量增长率、奴隶生活费变动率以及奴隶价格增长率等有关资料长达数千小时的计算机计算，认为当时的奴隶制危机不是经济和社会危机，而是社会平等和道德问题。该书在史学界引起极大震动，获美国历史研究最高荣誉———班克洛夫特奖。福格尔本人也因对新经济史研究的贡献而获1994年诺贝尔经济学奖。我们并不一定都接受新经济史学派的一些具体研究成果，但却不能无视他们运用假设———演绎模式研究提出的挑战。这种反事实模式研究毕竟开阔了人们视野，拓宽了研究内容，丰富了研究方法，使人们获取许多新鲜知识，得到有益的启发。

恩格斯曾经指出：“在自然界和历史的每一科学领域中，都必须从既有的事实出发。”（《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288页，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这一原则无疑是完全正确的。事实上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也并不排除对以往的历史做出不同假设。恩格斯本人就曾针对19世纪美国工人运动提出与实际历程不同的假设（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6卷第567页，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毛泽东关于“中国封建社会内的商品经济的发展，已经孕育着资本主义的萌芽，如果没有外国资本主义的影响，中国也将缓慢地发展到资本主义社会”的假设更为人所熟知（《毛泽东选集》（一卷本）第620页）。这些都是对已然发生了的事实做出不同的假定，均无从验证，但却不能视为“等于白说”。原因就在于这些假设的提出并非凭空臆测，其间体现了对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以及对革命运动中经验教训的总结。尽管学术界对毛泽东这一假设存有争议，但由此展开的讨论深化了对传统社会的社会形态演变、社会发展道路、人类社会发展的共性与个性等问题的认识，有利于史学研究的发展与繁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