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轮功”组织围攻《光明日报》的前前后后

1996年6月17日，根据江泽民总书记要“讲政治”的指示精神，在中央宣传部的支持、指导下，光明日报在《世纪风》这个言论专栏中发表了署名为“辛平”的评论《反对伪科学要警钟长鸣——由〈转法轮〉一书引出的话题》，公开批判“法轮功”。

这篇由本报评论部撰写的文章开宗明义，道出了刊发此文的背景：“1992年前后，一批宣传封建迷信和伪科学的图书流入市场，破坏了正常的图书出版，对人民群众的精神生活产生了消极影响。”在回顾了人类社会发展史上科学与伪科学、科学与封建迷信的斗争史后，文章锋芒一转，直指“法轮功”：“最近一段时间摆在大街小巷书摊上的《转法轮》，就是一部宣传封建迷信的伪科学图书”。文章逐条批驳了“法轮大法”的“真正往高层次上带人”、“宇宙大法”、“地球毁灭”等歪理邪说，一针见血地指出：“《转法轮》一书具有较强的意识形态色彩”，并提醒广大党员干部“反对封建迷信和伪科学仍然有许多工作要做，普及科学知识，加强唯物主义宣传教育的任务仍很艰巨”，希望广大读者“提高辨别能力，在伪科学面前不上当，使其越来越没有市场”。

这是中央新闻媒体刊发的第一篇批判“法轮功”的战斗檄文。

文章振聋发聩，立即在社会上产生强烈反响，尤其在“法轮功”组织和“法轮功”练习者中引起很大震动，对一些不明真相的“修炼者”起到了一定的教育、警醒、规劝作用。

这就是被李洪志所称的“《光明日报》事件”。

近来不断揭发出来的新的证据表明，文章发表后，李洪志及其操纵的“法轮功”组织精心策划、组织以信件的方式对《光明日报》展开围攻。一时间，大量以“法轮大法”练习者身份的署名信和匿名信寄往北京的光明日报社。来信范围从北京、天津、河北铺开，依次遍及东北地区、中南地区、华东地区、西南地区、华南地区。在一个月左右的时间内，来信数与日俱增，日均百封以上，高峰时达200多封。据胜利石油管理局孤东采油厂、桩西采油厂辅导站自称，他们所在的山东东营河口区仙河镇一个点上，就有51人写来25封信。

光明日报负责人对这些来信作了分析，很快提出一系列疑问：“为什么来信如此集中？为什么这些信的内容如此相似，署名却各不相同？”认为这很可能是有组织有预谋的围攻中央党报的行为，要求报社办公室、总编室内参组、“读者来信”专版、保卫部门及报社机关党委密切注意动向，准确分析势态，及时汇总情况，并在报社干部会议和编辑部编前会上反复强调本社员工，尤其是党员干部要提高警惕，不要信什么“法轮功”。

拆阅大量来信的过程中，报社同志发现来信内容大同小异、如出一辙，都是先谈自己如何患有各种各样疑、难、绝症，再谈练“法轮功”后病灶如何消除，身体如何健康；不少练功者大讲“法轮功”如何“度人”，怎样才能“往高层次上带人”，力劝人们加入练功者的队伍；更有甚者，竟要求《光明日报》刊登文章，公开为“法轮功”“平反”；还有一些来信对报社发表的文章的作者进行人身攻击。

这些来信不但内容相近，有的甚至完全一样，而且不少是复印件，一式多件，只是署名不同、地址不同。一些来信连信封都一样，而且笔迹明显出自同一人之手。

随着事态的进一步发展，光明日报负责人越来越感到问题的严重性，要求社办公室抽调力量组织专门调查，并迅速拿出调查报告。

《光明日报》的文章第一次有力地打击了“法轮功”组织系统，李洪志等人惊慌失措。他赶紧召集“弟子”说“法”，并在1996年8月28日下发了题为《大曝光》的所谓“经文”，李洪志在“经文”中说：“自从《光明日报》事件以后，大法弟子人人都扮演了一个角色，有坚定实修的；有为大法名誉直言上书的；有为不负责任的报导不平的；但也有在艰难的形势下，不向内修，搞分裂的，加重了当前形势的复杂；也有害怕自己身名利益受到损害而不修的；也有不顾大法的安定而传播小道消息的，加重了乱法的因素……更有甚者，带着魔性造谣生事，惟恐不乱”。在威胁、恐吓之后，李洪志说：“有人怕，怕什么？弟子们哪，你们不是听我讲过，一个人修成罗汉时心里产生怕的念头而掉下来了吗？……有的弟子讲‘怕什么，头掉了身子还在打坐的’，相比之下，修得怎样一目了然”。

据原“法轮功”石家庄总站站长段荣欣最近交代，1996年《光明日报》文章发表后，北京“法轮大法研究会”负责人王治文就紧急电告石家庄总站，要求“组织学员写文章回击《光明日报》”，还说另一负责人李昌“已写了一篇文章给《光明日报》，并已下发到全国各辅导站，提供了一部分理论根据”。石家庄站“奉旨”立即通知邢台、邯郸、沧州等6站行动。段荣欣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说：“李洪志说《光明日报》这件事他在前几年就已安排好，目的就是对弟子们进行考验，让真修弟子圆满，让不精进的看到不足，让破坏法的显露出来。”以上事实充分说明，李洪志及其操纵的“法轮功”组织骨干分子，是围攻《光明日报》的幕后策划者和元凶。

李洪志等人还在东北地区散发的材料和讲话中造谣说：“《光明日报》已派‘辛平’向李洪志认错、道歉了，”“报社已下令收回6月17日的《光明日报》。”这当然是彻头彻尾的谎言。据长期与李洪志及其“法轮功”组织进行斗争的中国水利报驻东北记者站的刘凤才同志告诉记者，他专门到长春市一些邮局了解到，《光明日报》的批判文章发表后，从长春寄往北京的信件明显增多；长春不少练功点都传出要写信向《光明日报》讨说法的消息。刘凤才同志还多次与《光明日报》记者通电话，提供了大量证据。种种迹象表明，“法轮功”吉林总站是策划、组织围攻《光明日报》的重要窝点之一。

北京地区少数“法轮功”组织者甚至把培训班办到光明日报社大门口，并公然拉起了有“法轮功”字样的横幅。个别练习者甚至在来信中扬言要“不惜以身护法”。

1996年8月的一天，一群“法轮功”练习者聚集光明日报社门前，要求与光明日报社负责人“对话”。

光明日报社负责人经过慎重考虑，指示办公室工作人员“可以仔细听听情况，但不要轻易表态，如遇无理要求，要旗帜鲜明、立场坚定，予以驳回。”

“法轮功”练习者的代表一男两女来到办公室后，工作人员耐心地听取了他们的意见，但对其就“辛平”文章“给予更正”的无理要求当即予以拒绝。

公安机关审讯的最新情况表明，李昌还曾亲自派北京某出版社工作人员王某专门到光明日报社，递交了一份百般狡辩的书面材料。

特别应该指出的是，《光明日报》文章发表后，在遭到“法轮功”组织者围攻的同时，也得到不少党员干部、群众的拥护，不少读者来信来电反映情况，揭露问题，表达意见。

1996年8月15日，《光明日报》负责调查“法轮功”问题的记者约见了中国气功科学研究会功理功法工作委员会的辛成富、韩玉安两位同志。他们告诉记者，中国气功科学研究会是在民政部注册的、由中国科协主管的组织，该研究会坚决拥护、支持《光明日报》辛平的文章。他们还提供了大量揭露李洪志及“法轮大法”内幕的材料。空军离休干部傅仲敏是较早与《光明日报》联系的读者之一，他不断地向《光明日报》提供“法轮功”毒害人们身心的案例，并写文章揭批“法轮功”，表现出与邪恶势力坚决斗争的浩然正气。

记者还采访了中国气功科学研究会负责人，他态度非常明确：“1995年中国气功科学研究会召开全体会议时，吉林气功研究会说对‘法轮功’到了要解决的时候了，我们认为李洪志有借气功之名传播邪教的嫌疑，我们决不允许个别人坏了气功的名声。”一些知情者纷纷向记者反映情况，提供证据、举报线索。吉林省佛教协会和长春般若寺般若讲堂得知记者关注此事后，主动寄来抗议“法轮功”诋毁一些宗教的公开信，称“《法轮功》纯属妖言惑众”。

1996年8月17日，长春的原练习者宋炳辰向记者揭发说：“李洪志等人在农村散布说‘地球要爆炸了，只有大师才能救人’，不少农家都把李洪志的画像供起来烧香嗑头。”这，正是李洪志想达到的“教主”、“宇宙大师”的效果。

在调查过程中，本报记者接到匿名电话，称：“如果你继续破坏宇宙大法，大师将化灭掉你！”“谁违背大法，就会嘴肿脸肿！”“法轮大法研究会”负责人李昌还专门通过一位在深圳工作的企业界人士、某省原某领导之子转来一封信，对报社横加指责，并要求光明日报公开发表其关于“弘法”的文章。

在调查的基础上，本报记者整理出四篇共一万字的长篇材料，于1996年9月17日在内部刊出，向有关部门反映情况。这四篇材料的题目分别是《“法轮功”很可能是一种封建迷信色彩严重的邪教——揭开“法轮功”及李洪志其人的假面具》、《“法轮功”骗人手法种种》、《“法轮功”有以传功为名进行诈骗的嫌疑》、《“法轮功”给我们的思考》。这些材料揭露了李洪志及其“法轮功”宣扬的封建迷信思想、反科学的本质和邪教性质以及“政府无用论”、“世界末日论”等荒谬理论，戳穿了“法轮功”组织者编造的一系列谎言，列举其诈骗钱财且偷税、漏税的犯罪线索。

正是在这次调查中，本报记者查清了李洪志更改身份证号、假造生日的真相。

在此之后，光明日报仍然不断收到有关“法轮功”的来信。1999年“4·25”事件前后又出现一次高潮，其中仍有一部分是“法轮功”练习者写来的，内容、形式、组织方式与1996年相近。但与此同时，批判、揭露“法轮功”的来信明显增多，呈迅速上升状态。江苏启东水利局陆兴冲投书《光明日报》，揭露“法轮功”害死其妻的事实，并多次来电，声泪俱下地控拆“法轮功”的罪行。1998年8月26日，家住北京市海淀区厢红旗东门外的赵淑环老人悲愤地投书本报，控诉“法轮功”害死其女儿赵学平的罪行。

综观与“法轮功”组织斗争的过程，正如空军离休干部傅仲敏分析的那样，“法轮功”组织正是从围攻《光明日报》起，开始了有组织的围攻《齐鲁晚报》、《河北政法报》、《沧州日报》、《重庆日报》、北京电视台、中央电视台、《青少年科技博览》杂志等新闻单位的活动，企图封堵新闻媒体之口，这是李洪志及其“法轮功”组织抵赖不掉的事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