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适在南宋学术界树起的三面旗帜

叶适（公元1150—1223年）字正则，原籍处州龙泉，后涉温州永嘉，是南宋事功之学的永嘉学派主要代表和集大成者。叶适在历史上的地位，从横向来看，是与朱、陆“鼎足而三”（《宋元学案》中语）的思想家；从纵向来看，是宋代最后一位著名思想家，对宋代各学派思想做了一个总结。叶适在南宋思想界树起的爱国主义、功利主义和反理学（包括道学和心学）三面旗帜，是他在学术上所处地位的突出表现。

在南宋，一般的爱国主义思想主要表现为不忘靖康之耻，主张复仇、抗金，收复故土。叶适的爱国主义思想，除了上述一般性外，还有其特殊性：一是突破了儒家传统的夷夏之别的思想，以仇敌立论，来论证金统治者的非正义性和南宋抗金的正义性；二是突破了以往“不出于用兵则出于通和”的苟简思维方式，主张走改革弊政、改弱就强以求恢复的新路。这表现了以叶适为代表的永嘉学派的爱国主义思想的独特性。

叶适在反对投降论调和投降活动时，义正辞严地指出：“夫北虏乃吾仇也，非复可以夷狄畜；而执事者过计，借夷狄之名以抚之。”（《水心别集》卷四）在这里，叶适提出了一个重要的政治理论问题，即夷狄和仇敌的区别问题。

其实，当时的主和派和主战派，都从传统的夷夏之别的思想寻找理论根据。叶适抛弃了这种立论根据，而以仇敌立论。他认为：“北虏乃吾仇也，非复可以夷狄畜”。这就是说，不能把女真简单地看成是夷狄，而以一般的夷狄来对待它。他认为，“中国不可以徒贵，夷狄不可以徒贱也”（同上）。叶适认为，南宋抗金，并不是因为华夏贵而夷狄贱，而是因为女真是仇敌。叶适那时提出这种思想，确实是一种新思想。按照这种思想，对于那些并非仇敌的夷狄，就应该采取“抚之”的方针，也就是平等相待，友好相处。这表明叶适是一个伟大的爱国主义者，而并非是一个狭隘的民族主义者。

再说怎样抗战的问题。叶适总结以往的教训，认为不应在非“用兵”即“通和”这二者之间不断转换，而应改变思路，走出一条新路来。他说：“为复仇之论者有矣，不过欲斗胜负于兵革而已，自用兵以来（外）无他画也。为固本之论者有矣，不过欲久和好以无事也，自通和之外无长虑也。为国之道，必有次第；天下大事，不容苟简；岂可不出于用兵则出于通和哉？”（同上，卷九）为了摆脱这种单纯的“用兵”和“通和”的简单转换的状态，必须先在思想方法上来一个转变。

叶适在回答孝宗皇帝的策问时，提出了“能捐横赋而后可以复版图”的主张，认为“能裕民力而后可以议进取”，而“果裕民也，更为之法可也。”（同上）由此可见，更法——裕民力——进取——恢复故土，这就是叶适为恢复大业设计的一条新路，即以改革求恢复之路。为了改弱就强，叶适深入研究了有宋一代政治、经济、军事等方面的积弊，由此提出了一系列改革的指导思想和措施、方案。

叶适的爱国主义，不但表现在思想上，还表现在行动中。开禧北伐失败后，叶适受命出镇建康，在国家处于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毅然采取砍营劫寨的战术，打败了金兵，保卫了南宋半壁江山；之后又建立了堡坞，安集流民，经营两淮，建立起兵民共守的防御体系，作为进取中原的出发点。朝廷对叶适的大功，不但不赏，反而将他落职罢归。但对叶适的功绩，后人自有公论。

以叶适为代表的永嘉学派，最具特色的思想是功利主义。他们以此与道学、心学相区别，而与永康学派互为同调。

义利之辩的关键，在于如何看待利：道学家以“存天理、去人欲”的思想把义与利对立起来，以义理排斥功利。叶适反对当时道学和心学空谈义理和心性，把义与利、理与欲统一起来。他说：“人心，众人之同心也，所以就利远害，能成养生送死之事也。是心也，可以成而不可以安；能使之安者，道心也，利害生死不胶于中者也。”（《习学记言序目》卷五）因此，叶适认为，计较利害，就利远害，是自然之事，只要不越其分就可以了。

当然，叶适议论得最多的，还是国家、天下的利害。他认为，“必尽知天下之害，而后能尽知天下之利”（《水心别集》卷十四）；在行事上，“非先尽（去）其害，则不能得其利，害尽去则利见矣”（同上，卷十）。道学家认为，利害是不必计较的，凡事只要从“义”入手，有了“义”，“利”也就有了；叶适则认为，认识要先从“害”入手，然后才能知“利”之所在，去“害”才能见“利”。

叶适的功利主义思想，有体有用。其人性天赋论、理欲统一论、义利统一论等，即是其基础理论，是其体；而他的改革主张，则是功利主义思想的实际应用。改革就是去害兴利，改弱就强，最后实现复仇的大义，“夫复仇，天下之大义也”（同上，卷九）。叶适认为，“利惟谋新，害不改旧”（同上，卷十），因而建议孝宗皇帝“究古今之变，尽其利害之情，而得难易之实”（同上，卷十五），改革弊政，使国家富强起来。

在我国思想史上，义与利之辩从先奏就已开始，但以功利主义为主要特征并形成学派，到南宋永嘉、永康开始。这与我国封建社会进入后期，对内外商品交换有了较大的发展有很大的关系。如冯友兰先生所说：“在南宋时期，沿海一带对外贸易很活跃，商人的地位提高了，陈亮、叶适等功利派也发出了重商言论……这是中国封建社会开始发生动摇的信息。”（《中国哲学史新编》第六册《绪论》）

用全祖望的话来说，是“左袒非朱，右袒非陆”。也就是说，叶适作为与朱、陆同时代的思想家，对道学和心学都持反对态度，因而是反理学的先驱。

永嘉之学渊源于二程，原为程门别传。薛季宣、陈傅良创为事功之学，遂与程学分道扬镳，叶适又进一步通过对学术思想史的研究，对程朱道学的理论基础作了系统批判，特别是批判了作为道学主要标志的“道统”论，从而与道学彻底决裂。

最早提出“道统”说的，是唐代思想家韩愈。两宋道学家接过韩愈的“道统”说，但甩开了韩愈，认为宋代道学家才接绪了孟轲的千载不传之“道统”。如朱熹说：“程夫子兄弟者出，得有所考，以续夫子千年不传之绪。”（《四书集注·中庸章句序》）朱熹本于此，明确宋代“道统”谱系，以二程为核心，上推及其师友周敦颐、邵雍、张载，下接其门人弟子。二程和朱熹都特别推崇《大学》和《中庸》，分别把二者说成是曾参、子思所作，并把它们与《论语》、《孟子》并列，合称“四书”。这样一来，既有传人，又有著作，从孔丘到孟轲的传承关系似乎天衣无缝了。

叶适最早对“道统”论提出批判。大体说来，叶适并不反对从尧到孔子的“一贯之道”，他也并不反对从曾参到子思、再到孟轲，以至两宋道学家的这种传承关系；他所否定的，是曾参对孔子的承接关系，从这个关键部位，把道学家所谓的“道统”拦腰截断。他说：“自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子，所传皆一道，孔子以教其徒，而所受各不同。以为虽不同而皆受之孔子则可，以为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子之所以一者，而曾子独受而传之人，大不可也。”（《习学记言序目》卷十三）这就是说，曾参对孔子的思想，说他“分得其传”是可以的；但说曾参“独受其传”而后再传给别人，是不符合实际的。然后，叶适指出“道统”的后半部分（即从曾参到宋代道学），背离了前一系列（从尧到孔子）的根本之“道”，从而认为两宋道学其实并没有继承从尧到孔子之“道”。

叶适通过对“道统”论的批判，追溯了道学的思想渊源，论述了道学与先秦思孟学派、道家、佛教唯心主义的思想联系，排除了道学所自我标榜的承袭由尧舜到孔子的一贯之道的正统地位，从而与道学唯心主义彻底决裂。

在南宋，还有一种反道学，这就是朝廷的大臣以政治手段来禁道学，从淳熙年间的郑丙、陈贾和林栗请禁道学，到“庆元党禁”，都属于这一类。叶适曾因《辩兵部郎官朱元晦状》在“庆元党禁”中被列入“伪学逆党籍”，受到迫害。叶适的反道学，是正常的学术之争，有利于学术的发展和思想的进步；以政治手段反道学，是封建文化专制主义的表现，是对学术界的摧残。因此，叶适为朱熹辩护，是对以强权来压制学术的一种反抗，并不意味着他在学术上放弃了反道学的旗帜，混淆了他同道学家在思想上的界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