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公报》保存经过

在北京国家图书馆里，有一份保存完好的《大公报》。这份创办于1902年6月17日，至今仍在香港继续出版发行的报纸，已有近百年的历史，其报龄之长，堪称世界中文报纸之最。

完整保存这样一份近百年的报纸，在世界集报史中也不多见。特别是在这近一个世纪的漫长岁月中，中国经历了辛亥革命、国民革命、军阀混战以及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等等重大社会变革。战乱中，《大公报》不得不几经流徙，先后创办有天津版、上海版、汉口版、香港版、重庆版、桂林版，报纸也曾几易其主，先后参与办报的人员难以计数。加之印刷纸张粗糙，旧报纸保存确实困难。那么，国家图书馆中的这套《大公报》是如何完整地保留下来的呢？

“历史是昨天的新闻，新闻是明天的历史”，然而当这历史正在演进的时候，人们恐怕并不经意。世纪之初，外患严重，腐败的清廷日渐没落，受西方思想影响，又有着深厚的中国传统文化积淀的天主教徒英敛之先生（1867—1926年），恨国家不振，“誓起民权移旧俗，更研哲理牖新知”，满怀文章报国之志，于1902年6月17日，在天津创办了《大公报》。报名“大公报”三字，由著名学者、翻译家严复题写，并一直沿用至今。创刊之际，报头上还有法文“L’IMPARTIAL”的字样，意为“公正无私”，这也是英氏创办《大公报》的初衷。然而，在办报初时，由于保存资料的意识不强，没有从办报之初就建立起存报的制度，这就给以后收集这套报纸带来了许多麻烦。

最初产生收集整理一套完整的报纸资料的想法，是在抗战胜利后的1945年，这时距《大公报》创办已有了43年。其间，《大公报》几经周折。在军阀混战的年代，意欲文章报国的英敛之心灰意冷，转而走向了慈善报国和教育救国，在北京开办了著名的香山慈幼院，以后还担任了第一任辅仁大学校长，因而把报社资产盘售给了商人王郅隆（1888—1925年），1916年9月，《大公报》的“英敛之时代”结束了。王郅隆聘请了胡政之（1889—1949年）为总编辑，在这以后，《大公报》虽曾有过讨伐张勋复辟和派记者采访巴黎和会、披露重大事件内情的辉煌报道，但始终因经济困难，惨淡经营，勉强维持到1925年11月，最终难逃停刊厄运。1926年9月1日，吴鼎昌（1884—1950年）、胡政之、张季鸾（1888—1941年）组建了“新记大公报公司”，使《大公报》在天津得以重张。自此以后，这份报纸除因受日阀压迫和国民党新闻检查而被迫短暂停刊外，即便是在战乱之中，也基本上做到了一天不辍地出报。

1936年末，胡政之、张季鸾深感日本的侵略迟早要扩大到华北，天津不是久留之地，决意创办上海版《大公报》，以继续坚持为抗战宣传。1936年4月1日，《大公报》成功地抢占了上海滩。1937年7月7日，北平爆发的“卢沟桥事变”，很快波及天津。1937年8月4日，天津版《大公报》发表了“暂行停刊启事”，报社人员分赴上海、汉口等地，加强了《大公报》上海版、汉口版的编辑力量。日本侵略者逐渐近逼中国腹地，沪、汉两地的《大公报》又被迫停刊，报社人员不得不再一次内撤，办起了《大公报》重庆版和香港版。1941年12月香港沦陷，港馆人员撤往内地，创办了《大公报》桂林版。1944年9月，日机轰炸桂林，桂林版《大公报》停刊，编辑人员撤到重庆。抗战期间，重庆是《大公报》的言论中心，也是它的最后归宿。直至1945年8月，日本投降，《大公报》才结束了战乱流徙的命运。

抗战胜利了，老百姓企盼着安定的生活，《大公报》也面临发展的机遇。这时的《大公报》总经理胡政之和总编辑王芸生在重庆做出恢复上海版和天津版的规划，准备重整旗鼓，把《大公报》办成中国报业“托拉斯”。1945年11月1日和12月1日，《大公报》上海版、天津版先后复刊。这样，就形成了以重庆为核心的渝、沪、津三足鼎立的发展之势。1946年4月，随着国民政府迁都南京，总编辑王芸生随即到达上海，成立了《大公报》总管理处，调整了渝、沪、津三馆的力量，形成了以上海版为言论中心的发展格局，并筹划出版广州版，使华北、华东、华南、西北各有一张《大公报》。广州版的计划因内战的原因，未能实现，不得已只能在1948年3月恢复香港版，以辐射华南地区。恢复香港版是胡政之的决策，现在看来是有远见、有眼光的，至今这份文化产业仍在发挥作用。就在《大公报》蓄势待发之际，一份挥之不去的烦恼始终困扰着胡政之和王芸生──在渝、沪、津三地报馆中，凑不全一套自创刊以来出版的完整的报纸。特别是自创刊至抗战爆发之前一段时间的旧报纸，更是难以找寻。

事有凑巧，就在天津版恢复不久，有一天，一位姓李的先生来到天津《大公报》馆，找到津馆经理曹谷冰（1895—1975年），说他曾有一套自1902年6月17日至1937年8月4日的天津版《大公报》，一份不缺，但在抗战中被日本人强迫买去。这位李先生对曹经理一再表示，如果能找回这套旧报纸，他愿意送给《大公报》社。曹经理听完李先生的话，陷入了沉思。这位1927年参加《大公报》编辑工作的人，自然对这份报纸有着很深的感情。李先生所说的1902年至1937年三十五年间的整套《大公报》，会不会已被日本人运送回国？如果它仍在中国境内，会在什么地方呢？他把寻找这套《大公报》的任务，交给了曹世瑛。

曹世瑛是1928年进入《大公报》的，从练习生做起，当时已成为报社得力的外勤记者。据曹世瑛日后撰文回忆，接到任务后，经多方调查，得知这些旧报纸可能存放在原日租界公园后面的“日本居留民团图书馆”内。“这是一位曾在该馆工作的人告诉我的。这个图书馆已被国民党的四个机关查封：党政接收委员会，南京政府教育部特派员办事处，天津市教育局和近在隔壁占据日本侨民‘公会堂’的（九十四军）警备司令部。封条是‘棺材头’那种扁字体白蓝字，用墨笔书写日期，加盖红色的关防，一式两条，交叉地贴在大门上。我到了那个图书馆，只见四个大‘×’，没有这四个机关的同意，谁也不能进去。更何况我不能肯定，这套旧大公报就在里面”。曹世瑛立即把这一线索向曹谷冰作了汇报，为此，曹谷冰致电南京的国民政府教育部长朱家骅，但结果却是石沉大海。

据曹世瑛回忆，有一天，一位朋友告诉他，图书馆的大门打开了。原来在珍珠港事变之后，日本人接管了天津的英、法两租界，将没收的英法侨民的图书，存放在这个图书馆里。抗战胜利了，这些英法侨民通过中国外交部，要求到这个图书馆寻找他们当年被没收的图书，这才打开了图书馆的大门。他借此机会，以《大公报》记者的身份，跟着这些英法侨民也进入了图书馆，但并没有发现这些旧报纸。他并未就此罢休，又等来了第二次机会。“来到图书馆，找遍了书架和书库，还是毫无踪影。当我已濒于绝望时，有人说下边还有一个地窖。我走下一个阴森昏暗的地方，模糊地看到地上有一大堆土埋封尘的东西。揭开覆盖物，三十五年的《大公报》赫然在焉。”欣喜若狂的曹世瑛并没有忘记，自己到图书馆是以“采访”的名义进来的，这些旧报纸一张也带不出去。他马上来到国民党天津接收委员会，找到负责人之一的张廷谔，向他说明了情况。好在这些旧报纸不是什么金银财宝，于是，张廷谔很痛快地给曹世瑛开了一张条子，曹又向警备司令部打了个招呼，便把这一大堆旧报纸取了出来。在一个寒冷的下午，曹世瑛雇了十几辆三轮车，又约了报社的十几位同事帮忙，浩浩荡荡，把三十五年间的整套《大公报》运回了报社，共有一万一千多份！后来，报社资料室的杨克武等人，用了将近一年的工夫，对这套旧报纸悉心整理，装订成册，共计400多本。对于那位收藏家李先生，《大公报》社赠送黄金二两为酬。

天津版《大公报》是《大公报》历史中的重要部分，也是最难保存的部分，以后的上海版、汉口版、香港版、重庆版、桂林版《大公报》保存起来相对容易一些。1949年以后，各地陆续解放，在新中国报业调整中，天津版《大公报》改名为《进步日报》，重庆版《大公报》改名为《重庆日报》，均脱离了《大公报》。因此，中国内地只剩下了上海《大公报》。1956年10月1日，报社迁至北京，实行了公私合营改造，并根据毛主席的建议，成为报道财经和国际问题的全国性的专业报纸。这时的《大公报》坐落在北京市宣武区永安路18号，（现改为173号）已经有了8000多平方米的宽敞馆舍，《大公报》在各地的文献资料、档案等，包括过期旧报纸，都集中到了北京，各种资料、档案的保存，也有了条件。

早在筹备新中国建国之际，《大公报》总编辑王芸生就秘密接受毛主席的邀请，同全国各地的民主人士一道，从当时还是蒋管区的上海来到北平，以新闻出版界代表的身份，成为全国政协委员，出席了第一次全国政协会议。1957年末，担任全国政协常委的《大公报》社长王芸生和担任全国政协委员的《大公报》总经理曹谷冰，积极响应周恩来总理向政协委员提出的撰写文史资料的号召，决定着手撰写“大公报史”。编写报史，首先要有一套保存完整的报纸。这样，报社作出决定，由张蓬舟（1904—1991年）帮助王芸生、曹谷冰搜集整理旧报纸。

时任报社资料室主任的张蓬舟，原是1936年进入《大公报》做编辑、记者工作的。出于对资料工作的浓厚兴趣，解放初期，他主动申请到报社资料室工作。当他接受新的任务后，首先把报馆内保存的旧报纸又重新翻检了一遍，发现还有不少缺张或残页。他先后到了汉口、重庆、上海、桂林、香港等地，遍访官方和民间的档案、资料管理部门和熟悉的收藏家、老读者，硬是把缺张和残页都补齐了。这时，在北京《大公报》的资料室里，才真正有了一套完整的《大公报》。王芸生、曹谷冰正是据此才撰写了《英敛之时期的大公报》和《1926至1949年的旧大公报》等两篇长文，发表在由全国政协编辑、中华书局出版的《文史资料选辑》中。

1966年发生了“文化大革命”，社会秩序混乱，《大公报》更是不能幸免。由于《大公报》有着几十年的办报历史，经历了中国近现代历史上几乎所有的重大事变而始终未停刊，是当时仅存的在旧中国延续时间最长的一张全国性的大报，这就有了历史复杂的最大嫌疑，所以成了造反派攻击的主要目标。“文革”初期，《大公报》社即由北京“文革小组”接管，在造反派的干扰和巨大压力下，正常出报已无法保证，报社党组不得不向上级党组织请示，经批准，北京的《大公报》于1966年9月14日宣布停刊。保存完好的那套旧报纸被运到《北京日报》社，放置地下室。这时，已退休在家的张蓬舟再次挺身而出，他给毛主席写了一封信，希望能够保护好这套旧报纸。（毛主席曾在这封信上有批示，指示有关部门采取保护措施。）不久，这套旧报纸被移送到已被重点保护，不允许红卫兵进入造反的北京图书馆，即现在的国家图书馆予以保存。

应当说明的是，《大公报》在出版过程中，曾先后有津、沪、汉、渝、港、桂各版，最多时，在全国四地同时出版报纸。受运输条件所限，各版报纸只能在当地排版印刷。又由于受到当时电信发展水平和报社经济能力的局限，各版报纸只能做到重要消息、社评统一刊发，一般消息和副刊文章则由各版自行采编，因此，同是一天的报纸，各版内容并不完全一样。目前保存在国家图书馆中的这套《大公报》，从出报日期上说，是一套一天不少的完整报纸资料，但若分版按期排序，还是尚有少许缺漏的。

公正地说，在近百年的办报过程中，英敛之以及后来者胡政之、张季鸾、王芸生（1901—1980年）等一批知识分子，虽然因种种局限，难以超越时代，但他们毕竟为反映当时的重大历史事件、记录这个时代的变化和发展，付出了努力。虽然报纸难以与当事人的第一手档案材料相提并论，但作为历史档案的辅佐，一份完整的《大公报》仍不失其为研究我国近现代历史和我国新闻史的重要史料的价值，我们的历史记载也因为有了这份记录而更为丰富。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在抗日战争期间，《大公报》宣传抗敌、誓不投降的精神，受到各方瞩目。1941年4月，美国密苏里大学新闻学院考虑到中国《大公报》在抗战中的贡献，决定把该院一年一度的“荣誉奖章”（1941年度）授予中国《大公报》。重庆《新华日报》的贺联写道：“养天地正气，法古今完人”和“同心协力”。在亚洲，曾获得过这一荣誉的还有日本的《朝日新闻》和印度的《泰晤士报》。这也说明，中国《大公报》在世界新闻史上享有的声誉。

现在，这套旧《大公报》得到了很好的保存和利用。国家图书馆已把1902年至1949年的《大公报》拍摄成微缩胶卷，供查阅资料者使用，原报已被封存。人民出版社已将41年的天津版《大公报》影印出版，上海版、汉口版、香港版、重庆版、桂林版《大公报》正在整理之中，也将陆续影印出版。目前，仍在香港出版的《大公报》已有了电子版，还可刻录成光盘，保存和阅读就更方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