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孟子的“德治”思想

孟子作为我国古代著名的思想家，早年“受业子思门人”，后来继承并发展了孔子的“富民”、“惠民”思想，提出了一整套“德治”思想。

孟子的“德治”思想以“性善论”为基础。他说：“人性之善也，犹水之就下也。人无有不善，水无有不下。”（《孟子·告子上》下引《孟子》只注篇名）人生而具有恻隐之心、羞恶之心、辞让之心、是非之心，而“恻隐之心，仁之端也；羞恶之心，义之端也；辞让之心，礼之端也；是非之心，智之端也。人之有四端也，犹其有四体也”（《公孙丑上》）。因此，“仁义礼智，非由外铄我也，我固有之，弗思耳矣”（《告子上》），“仁义礼智根于心”（《尽心上》）。

君主的善性体现在治理国家上，就能够倾听百姓的呼声，关心百姓的疾苦。“人皆有不忍人之心。先王有不忍人之心，斯有不忍人之政矣。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治天下可运之掌上”（《公孙丑上》）。孟子把是否能以“德治”思想治理国家提升到国家存亡兴废的高度来认识，“三代之得天下也以仁，其失天下也以不仁，国之所以兴废存亡者亦然”（《离娄上》）。在《孟子》一书中，关于孟子劝诫诸侯国君实行“仁政”的史实，有许多记载。从总体上看，孟子的仁政思想可以概括为以下几点：1．政治上，要以民为本。他最早提出“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尽心下》）的思想，这在中国古代社会是非常难能可贵的。他总结历代王朝兴废存亡的经验和教训，明确得出：“得天下有道：得其民，斯得天下矣；得其民有道：得其心，斯得民矣；得其心有道：所欲与之聚之，所恶勿施尔也。”（《离娄上》）他还一再告诫统治者要与民同忧共乐，“乐以天下，忧以天下，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梁惠王下》）。孟子反对用严刑峻法治理国家，提倡君主“省刑罚”，教育百姓去修养孝悌忠信，主张“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2．经济上，要“制民之产”。他清醒地认识到人们如果没有“恒产”就没有“恒心”，“苟无恒心，放辟邪侈，无不为己”（《梁惠王上》），所以，贤明的君主应该使百姓的产业上足以事父母，下足以养妻儿。好的年成可以丰衣足食，遇到坏年成，至少不至于饿死。“制民之产”就要重新划分田地，使百姓有自己的田地，同时，要保证百姓“不违农田”、“勿夺其时”、“薄税敛”，做到“春省耕而补不足，秋省敛而助不给”（（《告子下》），“保民而王，莫之能御也”（《梁惠王上》）。人民有“恒产”，就为统一天下打下了坚实的经济基础。3．军事上，要兴仁义之师。春秋战国时期，各诸侯国之间战争不断，人民苦不堪言。孟子认为这些战争都是“率土地而食人肉”（《离娄上》），他严厉地批评当时的统治者“今夫天下之人牧，未有不嗜杀人者也”。但是，孟子清醒地认识到，中国的大一统已经是大势所趋，所以，他并不一般地反对战争，而是主张兴仁义之师。国君使人民有“恒产”，又爱民如子，就可以“以天下之至仁伐至不仁”，被征伐国家的人民也翘首以待，这样就可以轻而易举地统一中国。

以“德治”思想治理国家，首先就要求君主自身有道德。孟子认为，“君仁莫不仁，君义莫不义，君正莫不正。一正君而国定矣”（《离娄上》）。然而，许多君主却实行各种不人道的政策，在孟子看来，君主的恶行是由于环境的影响和主观放纵自己造成的。为了确保君主能够不丧失生而具有的善性，孟子要求大臣通过各种途径来“正君心”。孟子说：“惟大人为能格君心之非。”（《离娄上》）只要端正了国君的思想和行为，国家就安定了。大臣的义务就是“务引其君以当道，志于仁而已”（《告子下》），大臣“责难于君”、“陈善闭邪”才是对君主的“恭敬”，如果君主有错误，大臣首先要反复劝说，如果反复劝说，君主仍然不听，就离开这样的君主，他甚至提出“君有大过则谏，反复之而不听，则易位”（《万章下》）的思想。因此，孟子认为，武王伐纣并不是弑君，而是诛“一夫”。孟子严厉谴责那些侍奉无道之君的大臣是“富桀”、“辅桀”，因为这些大臣“事君无义”。

君主也要采取各种措施来确保各级官吏能够保持自己的善性以执行君主的仁政，这也是至关重要的。孟子提出，君主在选拔官吏时要任贤使能、除暴安良，“尊贤使能，俊杰在位，则天下之士皆悦而愿立于其朝矣”（《公孙丑上》）。

在选拔官吏时，要善于倾听百姓的意见，孟子说：“国君进贤，……左右皆曰贤，未可也；诸大夫皆曰贤，未可也；国人皆曰贤，然后察之，见贤焉，然后用之。左右皆曰不可，勿听；诸大夫皆曰不可，勿听；国人皆曰不可，然后察之，见不可焉，然后去之。左右皆曰可杀，勿听；诸大夫皆曰可杀，勿听；国人皆曰可杀，然后察之，见可杀焉，然后杀之。”（《梁惠王下》）这样，才能选拔出真正执行君主仁政的各级官吏，惩治那些贪污腐败、鱼肉百姓的官吏。

总之，通过君主、大臣、人民之间的相互监督与校正，就可以保证“仁政”的实行，孟子这种建立双向互动、相互监督的机制，以确保实现“德治”的思想，是相当可贵的。

除了通过外在的监督来保证仁政的施行之外，无论是君主还是大臣都要自觉地修养自己的德性，“圣人之行不同也，或远或近，或去或不去，归洁其身而已矣。”（《万章上》）孟子的这一思想实际上是《大学》“自天子以至庶人，一是皆以修身为本”思想的进一步深化和发展。孟子提出了存心、养心、尽心等比较系统的道德修养方法。

1、存心。就是保持自己的善心。孟子认为，能否保持自己的善心，是君子与小人的首要区别，“君子所以异于人者，以其存心也。君子以仁存心，以礼存心”（《离娄下》）。如果失去了善心，就一定要把它找回来，“学问之道无他，求其放心而已矣”（《告子上》）。

2、养心。就是不断地培养自己的善心。养心的途径主要有两条：“寡欲”和“养浩然之气”。孟子说：“养心莫善于寡欲，其为人也寡欲，虽有不存焉者，寡矣；其为人也多欲，虽有存焉者，寡矣。”（《尽心下》）节制感官欲望，即使失去一点善心，也不会很多；如果不节制感官欲望，即使有一些善心，也会很快失去。孟子把欲望与善对立起来，有一定的道理，后来的宋明理学家更是主张以“惟微”的“道心”去主宰“惟危”的人心，从而达到很高的道德境界。孟子还提出“养浩然之气”的积极措施。“浩然之气”是一种道德精神力量，是结合“义”与“道”，经过平日修养积累而形成的。有了这种至大至刚的浩然之气，就可以“居天下之广居，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大道；得志，与民由之；不得志，独行其道”（《滕文公下》），真正做到“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

3、尽心。通过不断的存心和养心，最终使人的善心达到完美的状态，“尽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则知天矣。存其心，养其性，所以事天也。夭寿不贰，修身以俟之，所以立命也”（《尽心上》）。将心之善性修养到很高的境界时，就认识到人性之善，知道人性之善，就明白了天道，从而达到事天行善的天人合一境界。道德修养达到这一境界的君主和大臣，就可以实行仁政，最终使天下归于至善，实现太平盛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