荣格说，并不是一切生活在现代的人都可以称之为“现代人”。真正的现代人寥寥无几，他们既不站在昨天，也不站在明天，而是站在从昨天到明天的桥梁上。
也许出乎张忠谋先生意料之外，我在拜读他的自传时，不断想起荣格的上述论述。
张忠谋先生对内地读者来说可能还有些陌生，但在台湾，则家喻户晓，他本人也在民意调查中成为最受尊敬的十大企业家之一。他并非成长于台湾，而是五十四岁时才单枪匹马从美国回来。因此，他在台湾的骄人业绩，都创建于高龄岁月。他无疑是知识经济时代的杰出代表，却与人们心目中那些年轻的知识经济偶像那么不同，这不能不让人重新顺着荣格的思路，在更深刻的意义上来校正“现代人”的概念。
现代人未必是年轻人。年轻人天然地习惯于现代，这是他们令人羡慕的优势，但并不是一切年轻人都能很好地发挥这种优势。张忠谋先生的可贵，在于他以最隆重、最慎重的方式完成了一种文化转型，因此早早地就浑身松爽，成了一个现代创造者。
文化转型，要以文化的力量来完成。许多中国留学生熟悉了西方语言，习惯了西方生活，又掌握了专业技能，乍一看好像也完成了文化转型，其实未必，因为他们把持的只是“术”而不是“道”，而术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能取代道与道之间的对峙和对话。好像冥冥中有一种力量在摆布，张忠谋先生的三叔高瞻远瞩地替他先选择了一年哈佛而不是立即进入专业最对应的麻省理工。他在哈佛的一年，几乎全方位地沉入了西方文明，从荷马、弥尔顿、莎士比亚、海明威、奥斯汀、萧伯纳，读到邱吉尔的二战回忆录和历届美国总统的演讲，同时订阅美国主要报刊，听音乐，看演剧，参观博物馆，参加球赛和舞会，结交美国朋友，如此覆盖辽阔又如饥似渴，当然会影响专业学习的时间和精力，但从生命全程来看，真可以说是“磨刀不误砍柴工”，他从根本上对自己进行了一次重新塑造。在这里产生了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张忠谋先生在自传中列举了早年阅读的诸多中国典籍，后来又列举了在美国大学阅读的诸多西方典籍，两类典籍加在一起不仅没有使笔端变得滞重，反而满篇轻盈。原来，当荷马遇到司马迁，当曹雪芹遇到莎士比亚，只会加添愉悦而不是愁苦。学问如夯土，种种不同质料的填埋只为筑造一个更便于活动的平台，而不是作仓库式的拥塞，稍稍搬放便没有了空间。张忠谋先生虽然不是专治文史，但他由博返约，能进能出的态势深得治学玄机。任何一位现代创造者都需要为自己开拓一个空灵境界，而这个空灵又必须是丰厚积淀的结果。我们见到过很多无积淀的空灵，也见过很多不空灵的积淀，而很少见到像张忠谋先生这样，一方面被国际同行惊叹为“知识惊人”，一方面又如荣格所说，站在边缘，面对荒原，深感无知。他如果像我们常见的那些学人，只被一学之僻、半书之专压得步履蹒跚，还会像今天这样处于创造前沿吗？文化，不管是中国文化还是西方文化，对很多人来说都是创造的坟墓。
（本文为作者为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出版的《张忠谋自传》一书序言，有删节，题目为编者所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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