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栏的话
中国共产党80年的历史，是我们党领导人民进行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历史，是一部蕴含和体现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的活生生的教科书。
为隆重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80周年，即日起推出由本报与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新华社国内部联合举办的“重要史实回眸”专栏。集中介绍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史研究中的重大进展和部分新成果。使广大读者了解我们党辉煌的历程，展现我们党为民族独立、国家富强和人民幸福建立的丰功伟绩；展现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为核心的三代中央领导集体为党和人民做出的卓越贡献。
记者追述
我们都知道，遵义会议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优秀中国共产党人，把党和红军从生死存亡的关头挽救过来的一次重要会议。从遵义会议开始，中国共产党确立了毛泽东的领导地位，中国革命的历史从曲折走上了坦途，走向了胜利。由于当时的文献资料留存很少，关于遵义会议的一些具体情况，过去很长时间没有搞清楚。遵义会议是怎么召开的？记载遵义会议的文件是怎么发现的？为此记者采访了中央党校党史教研部的谢春涛教授，请他介绍了有关情况。
谢春涛说，1935年1月，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中国工农红军处于危急关头。此前，由于“左”倾路线的错误，第五次反“围剿”失败，中央红军不得不于1934年10月开始战略大转移。11月，又在湘江战役中遭受重创，由出发时的8万多人锐减为3万余人。屡次失利，濒临绝境，明显滋长了红军指战员对错误指挥的怀疑和不满情绪。为了党和红军的生存，早已被排挤出中央核心领导层的毛泽东提出，仗不能再这样打下去了，要讨论失败的原因。这一意见，遭到了博古和军事顾问李德的拒绝。于是，他转而争取其他领导人的支持。当时，王稼祥因在第四次反“围剿”中腹部受伤未愈，坐担架行军。毛泽东因疟疾初愈，身体虚弱，也不得不坐担架。这就使他们在行军途中有了较多的接触机会。毛泽东不断找王稼祥谈话，商谈改变中央错误领导的问题，二人达成了共识。很快，他们又取得了张闻天等人的支持。
谢春涛说，1935年1月7日，红军攻下贵州北部重镇遵义。1月15日至1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在遵义老城子尹80号二号楼举行。出席会议的政治局委员有博古、周恩来、张闻天、毛泽东、朱德、陈云，候补委员有王稼祥、邓发、刘少奇、凯丰（何克全），红军总部和各军团负责人刘伯承、李富春、林彪、聂荣臻、彭德怀、杨尚昆、李卓然，以及中央秘书长邓小平，军事顾问李德及翻译伍修权列席了会议。会议由博古主持，并由他作关于第五次反“围剿”的总结报告。他检讨了军事指挥上的一些错误，但主要还是强调反“围剿”失败的客观原因。周恩来作副报告，指出第五次反“围剿”失利的主要原因是军事指挥上的错误，并主动承担了责任。张闻天按照会前与毛泽东、王稼祥共同商量的意见，作了反对“左”倾军事路线错误的报告，即反报告。毛泽东根据事先写好的详细提纲作了长篇发言，系统地批评了博古、李德军事指挥上的错误。王稼祥、周恩来、朱德、刘少奇等人在发言中支持了毛泽东的意见。只有凯丰一人为博古和李德辩解。会议经过讨论，选举毛泽东为中央政治局常委，决定由周恩来、朱德指挥军事，周恩来为下最后决心的负责者，由张闻天起草会议决议。2月5日前后，在川滇黔交界的鸡鸣三省一带，中央政治局常委决定由张闻天接替博古负总责。2月8日，讨论通过了张闻天起草的《中央关于反对敌人五次“围剿”的总结的决议》。不久，又成立了由毛泽东、周恩来、王稼祥组成的三人军事小组，负责指挥全军的军事行动。在当时的战争环境中，这是党中央最重要的领导机构。
谢春涛说，在紧急形势下举行的遵义会议，没有全面讨论党的政治路线问题。但是，却解决了最为紧迫的军事路线问题，改组了党中央的领导，特别是军事领导，结束了“左”倾教条主义在党中央的统治，实际上确立了毛泽东在党中央的领导地位。遵义会议挽救了党、红军和中国革命，成为党的历史上生死攸关的转折点，它标志着中国共产党在政治上开始走向成熟。
谢春涛说，关于遵义会议的一些具体情况，由于当时的文献资料留存很少，过去长时间没有搞清楚。1982年，在中央档案馆保存的1956年从莫斯科接收回来的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文件中，发现了一份没有标明作者和成文时间的《（乙）遵义政治局扩大会议》手稿。4月23日，有关方面将手稿的复制件分送给参加过遵义会议的陈云、聂荣臻、杨尚昆和邓小平等，请他们辨别鉴定。5月18日，陈云证实，这份手稿是他在遵义会议后为向中央纵队传达会议情况而写的传达提纲。主要根据这份珍贵的文献，中共中央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在有关方面的配合和协助下，经过反复核对考证，才基本搞清了遵义会议的一些具体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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