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的一百年中，先后出版了数十部《中国美术史》，最后一部是2000年底由王朝闻任总主编、邓福星任副总主编、中国艺术研究院美术研究所承担的国家重点科研项目《中国美术史》。该书由齐鲁书社、明天出版社出版。全书共12卷，500万字，6000幅图板，可谓大部头；近百名专家学者参加编写，堪称大规模；从开始编撰到出版历时17年，确乎旷日持久。这是20世纪编撰历时最长，编撰人员最多，成书规模最大，学术水准最高的一部中国美术史。
著名美学家王朝闻先生早有一个夙愿，就是修一部时代需要的、比较全面、系统的中国美术史。1983年起，王朝闻先生不顾年迈，以“朝闻道，夕不甘死”的精神率领近百名美术史家集体攻关。王老一再提醒大家，一部科学著作独立的价值就在于它不可代替的特殊性，我们不能不超过前人，因为前人没有我们这样的条件。后人可能会超过我们，但后人不能代替我们的独特性和独立性。在一次次的编撰会议上，王老一方面鼓励大家积极开展学术争论，他戏称为“挑拨离间”，一方面反复强调协作精神，强调相互尊重，发挥集体攻关的优势，强调在学术上应该有所突破，应该具有不同于以往美术史书的学术特点。
以审美关系为主线是这部美术史书的特点之一。即把中国美术史看成是中华民族与其所创造和接受的美术之间的审美关系的历史，看成是由历代美术作品、美术现象所体现的中华民族的审美意识、审美理想、审美趣味在不同历史时期的演变发展史。
以审美关系为主线撰写美术史，正如该书编委、“清代卷”主编薛永年所说：“这不仅在国内未曾有，即使在研究方法众多的西方同行中也无人尝试。”难度可想而知。例如原始美术，不能满足于考古，重点要研究审美关系，如是什么原因使新石器不只符合实用的需要，而且符合审美需要？石器的造型特征、审美属性是怎样表现的？已经形成的审美观念、审美标准、审美趣味，怎样以多种形态体现在非石器的其他产品上？怎样作用于陶器设计？陶器的美怎样为铜器所继承和发展？要写出特色，就必须认真研究这些关系。由于各卷都围绕审美关系解决难题，因而在编写中能够在众多的主客体之间把握住了美术史的多样统一。
与主线紧密相关的是方法，全书的写作方法可用16字来概括，即“以论带史、论从史出、寓论于史、史论结合”。在王老的启发下，经过多次讨论，编撰者一致认为：既不能以史料代史学，更不能以论代史，史与论是一种辩证关系，双方中的一方不能离开对方，离开对方它自己也不存在；在研究过程中，既离不开具有宏观意义的一般理论作为研究的起点，又不能不归结为从具体史实所得出的理论判断；既从史料的实际出发，又不满足于史料的汇集，研究对象的特征对史和论都起着基础性和根本性作用。
这部《中国美术史》的重要成果之一，是在研究过程中造就了一批美术史家。正如王老所说的那样：“编写过程就是研究过程，研究过程就是提高过程，也就是创造美术史家的过程。”事实证明，集体攻关对个体的美术史家的成长有着不可代替的优势，个体在同一目标下，相互学习相互促进，经过十几年的磨炼，涌现出一批美术史家。副总主编兼原始卷主编邓福星，夏商周卷主编李松，秦汉卷主编顾森，魏晋南北朝卷、隋唐卷主编陈绶祥，五代两宋卷主编徐书城、徐建融，元代卷主编杜哲森，明代卷主编杨新、单国强，清代卷主编薛永年、蔡星仪，编辑部主任刘兴珍现今都以其学术成果为美术界所公认，已是学业有成的美术史家和学术带头人。近百名撰稿人也逐渐成长为专家学者。
磨剑十七年，时间似乎长了些，但十二卷巨轶和一批美术史家的造就，足以成为美术史学史上的重要收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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