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广饶县刘集村，是中国北方一座普通的村庄。二十世纪二十年代，这里的一群头顶高粱花子的农民，用鲜血和生命守护一部中国最早版本的《共产党宣言》，演绎出一段荡气回肠的故事。
二十世纪初叶的中国，内忧外患，风雨飘摇。共产主义的火星从十九世纪的欧洲溅到了二十世纪的中国，这就是那本改变人类历史进程的《共产党宣言》。由于时局的恐怖和编印者的紧迫匆忙，第一版用方块汉字印刷的《宣言》封面，把“共产党宣言”误印成了“共党产宣言”。
1925年，山东广饶县刘集村的农家姑娘刘雨辉，和同乡几位热血青年一起，闯进了风高雨急的济南，走上了革命道路。刘雨辉的女儿延桂宁回忆说：“有一个叫张葆臣的人和我母亲一起参加党的活动，当时他在俄国人开的银行里工作，同时负责党内的书刊发行工作。我母亲从他那儿得到这本《共产党宣言》，1927年带着这本书和我父亲一起回家探亲，把这本书就留在刘集了。”
早在刘雨辉离开家乡的那一年，刘集村就成立了党支部，而且还秘密保存着一个共产党的地下印刷所。这是中国北方农村最早的党支部之一。刘雨辉带回的《共产党宣言》，就在这里交给了第一任党支部书记刘良才。
来自西方的科学真理，就这样与中国老百姓见面了。“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这一口号使无产阶级突破了地域、国家、民族的隔膜，凝聚成一股粉碎旧世界、创造新世界的不可遏止的力量。
刘伯平是刘集村的一名普通村民，从1988年开始，他就义务看管一所幽静的农家小院———刘集村党支部旧址。现年已经九十六岁的老党员李秀英回忆说：“当年党员们就在这个屋里面开会、学习，我时常在门外放哨，如有情况，同志们就到旁边那个地道里面隐蔽起来。”
有了革命的火种，就会燃起燎原的烈火。在刘集党支部的领导下，这里展开了掐谷穗、砸木行等革命活动。
据老村长谢春光介绍，在刘集一带，当时最大的集市是韩桥庙会，木器行当的买卖最红火，这就招来了国民党政府数不清的苛捐杂税。在韩桥庙会上卖木货的差不多都是刘集的老百姓，国民党政府的苛捐杂税特别高，百姓怨声载道。1930年9月6日，刘集党支部组织发动了刘集村及周围村庄的500多名党员群众，拿着大刀、扛着红樱枪潮水一般涌向庙会。“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在这里成了“木业工人联合起来，打倒苛捐杂税”的刘集版口号。他们包围了税收棚，砸毁了税收工具，赶跑了税收官吏。
“砸木行”运动振奋了人民的精神，但也引起了国民党的恐慌。1931年，刘集的革命活动被迫转入地下。面对敌人的残酷镇压，他们转移了干部，埋藏了印刷机，销毁了党内文件和书籍。但唯独那本《共产党宣言》却怎么也舍不得烧毁。
后来，刘良才把那本《共产党宣言》传给了刘考文，刘考文预感自己会被捕，又把它交给了刘世厚，并交代：“这本书你务必保存好，它比我们的命都重要啊！”
刘考文的预感是对的，他把《宣言》传到刘世厚手中不久，便被捕入狱。而刘良才由于叛徒出卖，被敌人杀害在白浪河边。刘世厚用油布一层一层包好，把这本书藏到了自己房子的雀眼里。他知道这本书的分量，知道这本书浸透了同志们的鲜血。
1941年元月18日，那天下着雪，天气格外冷。凌晨，千余名日伪军突然闯进了刘集村，制造了骇人听闻的刘集惨案，100多人死伤，村庄几乎被烧光。当时刘世厚已经逃出村去了，但他又冒着被捕的危险，回来从火海中把这本书取了出来。后来这本书再没离开过刘世厚，直到1975年。
1975年，在广饶县革命文物征集活动中，刘世厚老人将这本《宣言》郑重地捧了出来。
广饶县博物馆馆长颜华说：“当时，这本书用箱子盛着，里边用包袱包着，拿出来一看，是陈望道翻译的1920年8月出版的第一版《共产党宣言》。”中央编译局马列部副主任胡永钦说：“后来，他们又把这个版本带到上海去核实，经过考证，这的确是1920年8月出版的《共产党宣言》中文版的第一个版本，这个版本现在在我国流传很少，只有上海图书馆、档案馆，北京图书馆有这个本子。”
这就是一本《共产党宣言》在中国一个普通村庄里引发的故事。八十年过去了，刘集人还是用不变的忠诚，守护着那份坚定的信仰，用聪明和智慧，建设着自己的家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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