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80年代中期中国社会史复兴伊始，有关其学术定位的问题就一直处在热烈的讨论过程中。大体而言，社会史复兴的前十年间，多数学者将其定位于同政治史、经济史、文化史等平行的专门史。最近几年来，又有一些学者从历史研究的“范式”意义出发，认为社会史并不是历史学中的专门史或分支，而是一种审视历史的新视角、新态度和新方法。于是就产生了所谓“专史说”和“范式说”。
社会史研究领域出现“专史说”和“范式说”，其实是顺理成章之事，从社会史产生和发展的学术背景来看，西方和中国社会史的研究在某种程度上有着共同的经历。
西方社会史是在批判19世纪占主导地位的以兰克为代表的实证史学基础上产生的。兰克史学注重叙述事件而缺少推理分析，注重抄录史实而不作概括归纳，注重研究个人而忽视集团，注重上层人物而忽视下层民众，是一种“事件的历史”和“叙述的历史”。19世纪末20世纪初，群众解放运动及全球性世界的形成，极大地改变了西方社会传统的生活方式和传统文化。这一变化同样在思想界及史学界引起激烈争论。在批判兰克史学的基础上，一些史学家身体力行，以自己的史学实践反对政治史而从事社会史，其实，早在十八世纪，被称为社会史鼻祖的伏尔泰的《路易十四时代》，就不失为一部生动反映该时代法国社会生活图景的不朽史书。德国史家希棱《论古代各国的政治、交通和商业》一书，充分强调人类物质生活如实物、衣服、居住条件等对历史发展的决定性作用，提出了以描述社会生活为主要目标的社会史图式。1929年，法国年鉴派创始人费弗尔和布洛克联合创办《经济社会史年鉴》，刊物的名称就显示出他们一反传统史学只注重政治、军事、外交史的倾向，而以经济史、社会史为重的雄心。费弗尔早在其1922年出版的《土地与人类演进：历史地理学引论》中就提出，史学家不能仅限于探究地理因素对于某桩政治、军事事件的影响，“他们感兴趣的是诸民族生活的各方面，包括物质和精神文化、科学、艺术、信仰、工业、商业、社会阶层和团体的总体发展。”在英国，屈威廉更明确地表述“撇开政治的人民史就是社会史”。可以说，西方社会史是作为反对以政治史为主的传统史学而面世的，一些史家也是把社会史作为一门专史来界定的，社会生活诸领域是早期西方社会史研究的重要方面。
值得重视的是，西方社会史学界，尤其是年鉴学派在从事社会史研究的过程中，非常强调其新视角和方法论的意义。《年鉴》创刊伊始的8人编委会中，除了4位历史学家外，还有地理学家、社会学家、经济学家、政治学家各1人，其办刊方针首先是要打破史学研究的专业局限和学科局限。年鉴学派创始人正是考虑到“社会”一词的模糊性和包容性而为刊物命名：“我们完全知道，在目前，‘社会’作为一个形容词，由于含义过多而最终会变得毫无意义……确切地说，正因为该词含义‘模糊’，我们才同意让这一根据历史的旨意而创造出来的词来命名一本不想受任何框框约束的杂志。”在年鉴学派的史学实践中，新史料、新手段和新技术，结构分析法、跨学科研究法、全面审视法等都得到了充分的利用与展示。巴勒克拉夫对年鉴派史学作过这样的评述：“它的目标不是为了推行某种新教条或新哲学，而是要求一种新态度和新方法。它不是把历史学家限制在某种严格的理论框框中，而是开拓新的视野。”
中国社会史的产生与复兴与西方几乎有着大致相同的学术背景。20世纪之初，以梁启超为代表的新史学，就曾猛烈批判旧史学“知有朝廷而不知有国家”、“知有个人而不知有群体”、“知有陈述而不知有今务”、“知有事实而不知有理想”的种种弊端。80年代社会史研究在中国的复兴明显受到社会实践和思想解放的冲击。随着思想解放和改革开放的进程，西方的史学理论，包括社会史的理论与方法开始引入我国，史学界越来越感觉到，一个时期以一来，以政治史尤其是以阶级斗争为主导的史学研究，并不能反映历史的全部与真实，补充既往史学研究模式而丧失的历史内容成为多数社会史研究者的共识，由此社会史研究在中国得以复兴。应该说，80年代社会史研究在中国复兴后，多数学者将其视为历史学中的专门史，社会结构、社会生活、社会问题、社会关系、社会控制等是其研究的主要内容。但是，学者们并没有完全忽视社会史学的方法论意义，他们一面在呼吁更新研究者的知识结构，一面在提倡和运用诸如计量法、学科渗透法、比较法和新史料等新的方法和手段，至于其实践的效果如何是另一个问题。
总之，中西社会史的产生和发展有着大致相同的学术背景。“专史说”与“范式说”并不互相矛盾，更没有高下之分。从社会史初期的研究对象来说，中西之间某种程度上也有大体相同的范畴，霍布斯鲍姆列举的英国五六十年代“令人感兴趣的社会史研究”课题，就包括人口与家族血缘关系、城市、阶级和社会团体、集体意识或“文化”、社会变迁、社会运动或社会反抗现象。从具有具体研究对象和内容的学科意义上来讲，社会史可以说是一种专门史。另一方面，从史学研究的方法和视角来讲，社会史以其鲜明的总体史追求、自下而上的视角与跨学科的研究方法，为陈旧的史学研究带来翻天覆地的变化，它又是一种新的“范式”，两者都是社会史蕴含的本质内容。
“一门学科并不完全通过它的对象来被定义，它所具有的限制也完全可以以它方法的特殊性质来被确定。”年鉴派大师布洛克此语应当对我们的讨论有所启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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