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的名字最早在中文报刊上出现，是在1899年，即在当年广学会主办的《万国公报》上登载的一篇名为《大同学》的文章中。此文是英国进化论者颉德的著作《社会的进化》前四章的译文，由李提摩太节译、蔡尔康撰文，在《万国公报》上连载。此后不久（同年），即出了全书的中文单行本。从近年查到的资料获悉，广学会在1898年就出版过一本名为《泰西民法志》的书，系英国人所写的《社会主义史》的中译本，其中也讲到马克思、恩格斯及其学说。但这本书发行有限，没有什么影响。
20世纪初，梁启超、马君武等在《新民丛报》、《译书汇编》等刊物上多次涉及马克思及其学说。1905年，朱执信在《民报》第二号上发表《德意志社会革命家小传》，介绍马克思、恩格斯的生平及《共产党宣言》的要点，并对《资本论》作了评述。1912年10月14—16日，孙中山在上海以《社会主义之派别及其批评》为题，连续发表演说，其中称赞马克思“研究资本问题垂30年之久，著作《资本论》一书，发阐真理，不遗余力，而无条理之学说，遂成为有系统之学理。研究社会主义者咸知所本，不复专迎合一般粗浅激烈之言论矣”。毛泽东在1945年4月21日所作报告中曾讲到：“以前有人如梁启超、朱执信，也曾提过一下马克思主义。这样看来，讲马克思主义倒还是国民党在先。”
孙中山是中国革命伟大的先行者。毛泽东说：辛亥革命“是在比较更完全的意义上”开始了中国的民主主义革命。它的最大功绩在于废除了两三千年的封建帝制，使此后的一切独夫民贼复辟帝制的企图都归于失败。因此，它被称为20世纪中国历史的第一次巨变。
但是，辛亥革命（包括“二次革命”）在政治、军事上是失败了的，政权落入了以袁世凯为首的北洋军阀手中，使革命党人陷入极大的困境。孙中山的一些良法美意，诸如铁道建设、海港设计、实业计划等等，都只能限于纸上谈兵。
历史的教训使一切志士仁人陷入深思：革命失败的原因究竟是什么？
辛亥志士陈独秀在“二次革命”失败后逃亡日本，1915年回上海并于同年9月创办《青年》（第二年改为《新青年》），由此在中国发动了一场新文化运动，即思想革命运动。在陈独秀看来，辛亥革命为什么失败？就因为中国缺少了从意大利文艺复兴到法国的启蒙运动这一过程。这一课必须补上，不补上，革命就不能成功；成功了，也不能巩固。因此，这场新文化运动，又被称为中国的启蒙运动。
“五四”新文化运动是一次彻底地反对封建主义的运动。《新青年》高举民主、科学两面大旗，向封建文化进行了彻底的不妥协的斗争，使中国青年从长期的封建教条束缚下解放出来，被称为20世纪的第一次思想解放运动。正如瞿秋白所形容的那样，当时的思想界在封建主义的禁锢下，好像“久壅的水闸”，一旦开放，“喷沫鸣溅”，各种新思潮滚滚而来，而马克思主义也就作为新思潮的一种传到了中国。俄国十月革命的一声炮响，则成为这种新思潮流传的催化剂。
如前所述，马克思的名字及其学说的一鳞半爪虽已为少数先进人物所知，但是直到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以前，马克思主义并未能在中国传播开来；而在俄国十月革命的影响下，由于李大钊等的宣传、介绍，马克思主义的来源及其组成部分才为中国的一部分先进分子所熟悉，其原著也开始陆续有了中译本。而李大钊则成为在中国有代表性的第一位马克思主义者。在他的影响下，不论在启蒙学者中（包括陈独秀等），还是在“五四”运动涌现的青年学子中，都先后出现了一批马克思主义者。这样，就不仅在思想上也在干部上为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做了准备。
“五四”新文化运动以1919年的“五四”爱国运动为界分为两大阶段。在第二阶段中马克思主义的传播逐步成为它的很有影响的新内容，它与“民主”、“科学”的精神并不背离，而是其新发展。
由于中国工人阶级在“五四”运动中特别是“六三”以后显示的力量，由于先进知识分子的桥梁作用，特别是在各地共产主义小组成立后，使马克思主义逐步和中国工人运动相结合，1921年中国共产党正式成立。通过“一大”、“二大”，它不仅制订了自己的最高纲领，而且制订了当前的最低纲领——民主革命阶段的纲领。
中国共产党在20世纪20年代初诞生，中国最早的马克思主义者李大钊和被誉为“五四运动总司令”的陈独秀，理所当然地成了这个党的创始人，南陈北李，相约建党，成为中国共产党诞生史上的一段佳话。
中国革命的先行者孙中山也正是在“五四”爱国运动的当年——1919年10月，把他的革命党正式改为中国国民党，并重新提出他的三民主义。对于“五四”新文化运动和爱国运动给予他的影响，他在1919年6月18日《复蔡冰若函》中说：“试观此数月来全国学生之奋起，何莫非新思想鼓荡陶镕之功？故文以为灌输学识，表示吾党根本之主张于全国，使国民有普遍之觉悟，异日时机既熟，一致奋起，除旧布新，此即吾党主义之大成功也。”
正因为孙中山给予“五四”运动如此高的评价，因而他对在“五四”运动基础上集合了运动中的大量先进分子而成立的中国共产党给予高度的重视。1924年1月形成了第一次国共合作。这次合作，采取以共产党人参加国民党的党内合作形式，孙中山的意图就在于给国民党注入新的血液。他对那些反对合作的国民党人说：“如果所有的国民党员都这样，那我将抛弃整个国民党，自己去加入共产党。”
综合上述，可以看出，中国革命的先行者孙中山对新生的中国共产党也同样抱着无比的信任和期待。
1939年“五四”运动20周年时，毛泽东在《五四运动》这篇纪念论文中指出：“20年前的五四运动，表现中国反帝反封建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已经发展到一个新阶段”。他在同年“五四”纪念会的演说中又说：“我们现在干的是资产阶级性的民主主义的革命，我们所做的一切，不超过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范围。现在还不应破坏一般资产阶级的私有财产制，要破坏的是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这就叫做资产阶级性的民主主义的革命。但是这个革命，资产阶级已经无力完成，必须靠无产阶级和广大人民的努力才能完成。这个革命要达到的目的是什么呢？目的就是打倒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建立一个人民民主的共和国。”毛泽东明确指出：“若问一个共产主义者为什么要首先为了实现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社会制度而斗争，然而再去实现社会主义的社会制度，那答复是：走历史必由之路。”
以纪念“五四”为契机，毛泽东深刻地思考了自“五四”以来20年的革命发展道路，特别是总结了中国共产党诞生以来两次国内革命战争的经验，写下《新民主主义论》这部宏篇巨著，全面论述了新民主主义的政治、经济和文化，驳斥了各种“左”、右倾错误论调。就是在这篇著作中，毛泽东充分论述了“五四”运动的历史地位并把它和中国共产党的诞生联系起来观察，明确提出1919年至1921年的“五四”时期是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第一个时期，因为“五四运动是在思想上、干部上准备了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又准备了五卅运动和北伐战争”。
由此看来，中国革命从实践到认识是有一个历史过程的。“五四”当年甚至中国共产党诞生后的若干年，并没有完整地提出中国的革命应该是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理论。只是到了抗战期间，才由毛泽东总结了两次国内革命战争的经验，提出了完整的新民主主义理论。正如毛泽东在1962年1月30日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所指出：“如果有人说，有哪一位同志比如说中央的任何同志，比如说我自己，对于中国革命的规律，在一开始的时候就完全认识了，那是吹牛，你们切记不要信，没有那回事。过去，特别是开始时期，我们只是一股劲儿，要革命，至于怎么革法，革些什么，哪些先革，哪些后革，哪些要到下一阶段才革，在一个相当长的时间，都没有弄清楚，或者说没有完全弄清楚。”又说：“在抗日时期，我们才制定了合乎情况的总路线和一套具体政策。这时候，中国民主革命这个必然王国才被我们认识，我们才有了自由。”
当中国民主革命的必然王国一旦被认识之后，中国革命的步伐就大大地加快了。理论一旦被群众所掌握，便转化为巨大的物质力量。中国革命在毛泽东思想的指引下，不仅迅速迎来了抗日战争的胜利，而且迅速迎来了全国的解放。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是中国共产党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及其实践的伟大胜利。马克思主义和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的毛泽东思想是这场革命的指导思想。筚路蓝缕，功不可没，毛泽东理所当然地成了众望所归的历史伟人。如邓小平所说，如果没有毛主席，我们革命的胜利可能要晚几十年。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是二十世纪继辛亥革命之后的第二次历史巨变。它开辟了中国走向现代化的广阔道路。如果中国仍然处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民族不独立，国家不统一，长期处于混战之中，是不可能从事现代化建设的。
走向现代化，是一个世界范围的问题。自英国工业革命以来，经过几百年的时间，许多国家都已成为发达国家或半发达国家。但这些国家大多以“西化”为模式。自第一次世界大战、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相继出现了苏俄、东欧等一系列社会主义国家，但由于经济、政治、思想文化等诸方面的原因都没有成功而相继解体。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特别在探索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既有对外国模式的借鉴，也有自己的发挥、创造，虽然成绩斐然，但也道路坎坷，长期处于探索之中。
因此，在中国这样一个经济比较落后的大国，如何使自己繁荣、富强，建成一个四个现代化的发达的社会主义强国，就成为时代的重大课题。邓小平说：“过去搞民主革命，要适合中国情况，走毛泽东同志开辟的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现在搞建设，也要适合中国情况，走出一条中国式的现代化道路。”
要中国化，不要“西化”，但又切忌闭关自守。邓小平说：“必须大胆吸收和借鉴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吸收和借鉴当今世界各国包括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一切反映现代社会生产规律的先进经营方式、管理方法”。
邓小平根据从历史经验中形成的远见卓识，实事求是地判断国情，果断地把1956年以来的中国社会定位于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他明确指出：“社会主义本身是共产主义的初级阶段，而我们中国又处在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就是不发达的阶段，一切都从这个实际出发，根据这个实际来制订规划。”
从这个实际出发，邓小平设计出“三步走”的战略：第一步温饱，第二步小康，第三步比较富裕，在21世纪中叶达到中等发达国家的水平。1987年4月30日，他在会见外宾时，全面阐述了“三步走”的战略目标和部署：“我们原定的目标是，第一步在八十年代翻一番。以1980年为基数，当时国民生产总值人均只有250美元，翻一番，达到500美元。第二步是到本世纪末，再翻一番，人均达到1000美元。实现这目标意味着我们进入小康社会。把贫困的中国变成小康的中国。那时国民生产总值超过1万亿美元，虽然人均数还很低，但是国家的力量有很大增加。我们制定的目标更重要的还是第三步，在下世纪三十年到五十年再翻两番，大体上达到人均4000美元。做到这一步，中国就达到发达的水平。这是我们的雄心壮志。”
根据邓小平的战略部署，中国现代化的历程走上了康庄大道，而且发展迅速。在新的世纪之交，不仅完成了第二步战略目标，而且正在向第三步战略目标奋勇迈进。因此，从1978年开始的改革开放就成为二十世纪中国的第三次历史巨变。
中国共产党已经走完了80年的光辉路程。曾是中共“一大”代表的董必武老人在参观上海“一大”纪念馆时题词曰：“其作始也简，其将毕也钜。”可谓语重心长。但是，中国共产党只要坚持“三个代表”的思想，就可无往而不胜。正如江泽民总书记所指出：只要中国共产党“始终成为中国先进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的忠实代表”，它就能够永远得到全国各族人民的衷心拥护并能够带领他们不断地去实现“我们的雄心壮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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