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太宗即位之初，特别注意“勤行”的三件事中，第一件就是“鉴前代成败事，以为元龟”。贞观三年，在中书设置秘书内省，组织修撰梁、陈、齐、周、隋“五代史”，至贞观十年（636年）修成。
“五代史”中只有《隋书》是真正意义上的官修前代史，由魏征与颜师古、孔颖达、许敬宗等修撰，敬播、李延寿、赵弘智参撰。经魏征“损益”、“撰定”，并为序14篇、论53篇。
《隋书》纪5卷、传50卷，最突出之点就是从“人事”上“取鉴于亡国”：1.重视民众，特别是民心向背对历史的影响。考察隋文帝开基、炀帝丧国的原因，认为他们“所为之迹同，所用之心异”：隋文帝“诚在于爱利，故其兴也勃”；隋炀帝“自绝民神之望，故其亡也忽”。2.从经济角度考察民生枯荣与政权兴衰的关系。魏征总结说：“百姓欲静而徭役不休，百姓凋残而侈务不息，国之衰弊，恒由此起。”（《贞观政要》卷一《君道》）3.注意君臣关系，强调君臣相辅。书中强调：“大厦云构，非一木之枝；帝王之功，非一士之略。”4.刻意揭露暴君的罪恶行径给社会带来的巨大灾难，以大量事实列举隋炀帝的暴政及所造成的灾难，生动地反映他“至于就擒而犹未之寤”的下场。《隋书》纪、传把亡国之君的得失作为本朝皇帝“取鉴”的基本内容，虽然不能从社会本身去寻找根源，但在当时确实从反面提供了一整套值得借鉴的治国方略，调整君民关系、君臣关系，实行“以静求治”的施政方针，促成“贞观之治”的出现。
《隋书》在编纂、撰写方面，史家历来称其叙事“简炼”，“文笔严净”。比较《南史》、《北史》及南、北八书（即南朝《宋书》、《南齐书》、《梁书》、《陈书》和北朝《魏书》、《北齐书》、《周书》、《隋书》），普遍认为《隋书》“详赡有体例”。由于史料来源不足，编撰者又着眼于“取鉴”，给《隋书》带来两大缺陷，一是使一些有名人物“史无其传”，二是对隋炀帝评价过于严刻。
五代纪、传完成后5年诏修“五代史志”，经历15个春秋，到高宗显庆元年（656年）修成30卷，由监修宰相长孙无忌领衔上奏。《经籍志》已有魏征的成稿，其余修撰人为令狐德、褚遂良、于志宁、李淳风、韦安仁、李延寿、敬播。修成之初“别行”，但到玄宗开元初只有《隋书》纪、传85卷，而无“五代史志”“别行”了。
“五代史志”作为“五代史”的典志部分，共10志30卷，依次为：礼仪志（7卷）、音乐志（3卷）、律历志（3卷）、天文志（3卷）、五行志（2卷）、食货志（1卷）、刑法志（1卷）、百官志（3卷）、地理志（3卷）、经籍志（4卷）。后因编入《隋书》而称作《隋书》十志、《隋志》。
隋居五代之末，梁、陈、齐、周、隋五史分别流行后，“五代史志”便编入《隋书》。另一方面，“五代史志”与《隋书》纪、传在思想方面的内在联系也不应忽视。从内容来看，“五代史志”是配合五代纪、传编修，通过考察典志变化探寻求治之道。从体例来看，“五代史志”记梁、陈、齐、周制度，俱列朝代名，而叙隋制度则直书其帝号或年号，不加“隋”字，显然是以隋为主。
《隋书》十志，比起《隋书》纪、传，其成就和对后世的影响都要大得多。它基本奠定了“正史”中史志的规模。《音乐志》记载南北朝时期内外乐舞艺术交流的情况，说明隋唐产生中国音乐史上影响较大的“燕乐”的历史条件。《律历志》和《天文志》出于历法专家李淳风之手，总结了南北朝以来天文历法上的成就。圆周率、“日行盈缩”规律等的研究成果都保存在《律历志》中，还有汉魏以来度量衡制度演变的记载。《食货志》记录了东晋以来按官品占有劳力的等级制度、课役制度以及当时的货币制度。北朝齐、周、隋三代均田制大同小异，完全靠《食货志》记载下来。在“正史”的编纂中，《食货志》序文与志文分为两大部分，各自成篇，始自《隋书·食货志》。其后，各官修“正史”不再短缺《食货志》，而且都有序文和志文两部分紧密联系。《刑法志》记载了梁律、北齐律、北周律、隋律的编定，为探讨唐律的渊源提供了重要线索。《百官志》记录了中国官制史上三公九卿制向三省六部制的具体变迁。《地理志》大体依照隋代行政区划记载了南北朝以来的建置沿革，保存了许多经济史、交通史方面的资料。《经籍志》以隋的现实藏书为主，用小注反映南北朝图书情况，确立了四部分类法，史部叙述各体源流是对唐以前史学的简要总结。
《隋书》十志受到历代史家的称赞：“隋志极有伦类，而本末兼明。”（《通志》卷六五《艺文略三》）在历史编纂学上，以其“惟通前后而勒成一家”的成就，给予刘秩《政典》、杜佑《通典》以启示，展示出通过典章制度沿革反映社会结构变化的史学道路。
由于《经籍志》以外的九志是唐太宗晚年到唐高宗初年的产物，所以神化皇权、宣扬等级秩序的思想渗透进来，“天意人事，同乎影响”的二元论充斥礼乐、律历、天文诸志，这是其不如纪、传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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