茅威涛
茅威涛，1962年8月出生，浙江桐乡人。著名越剧表演艺术家，国家一级演员，第七、八、九届全国人大代表。现任浙江小百花越剧团团长、浙江省文联副主席、中国剧协副主席等职。曾被评为文化部优秀专家、全国文化系统先进工作者、全国巾帼建功标兵、全国文联百佳艺德双馨文艺工作者等。两次获全国戏剧“梅花奖”和中国戏剧节“优秀演员奖”，三次获文化部“文华奖”。1991年7月起享受国务院政府津贴。
我出生于桐乡一个普通的干部家庭，受母亲的影响，从小就喜欢唱越剧。1979年，我从桐乡中学毕业后，考入了县里的越剧团。“兴趣是最好的老师”，在越剧团里我努力练功，不久就开始登台演出。然而，我没想到自己将毕生从事越剧事业，并取得了一定的成绩。这一切都应归功于党和政府，是党和政府振兴了越剧事业，也培养了我。
1982年举行了全省戏曲折子戏小百花汇演，我在尹派名剧《盘妻索妻·洞房》折子戏中扮演小生梁玉书，获得“优秀小百花奖”。年底，省里决定把获小百花奖的越剧优秀苗子集中起来，组建浙江越剧小百花赴港演出，我很幸运地成为其中的一员。1984年正式成立了浙江小百花越剧团。在名师荟萃的“小百花”里，我不仅在业务上得到了很大的提高，而且在思想素质上也有了新的飞跃，不久我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在党组织的培养教育下，我逐渐成熟起来。作为越剧故乡小百花越剧团的一名共产党员，光有责任感是不够的，必须在越剧的继承、革新、发展上多作探索和努力，从更宏观的高度来审视越剧艺术的改革和发展方向。我与导演杨小青及主创人员密切配合，努力在艺术上追求小百花越剧团的“诗化”风格。我主演的《五女拜寿》、《汉宫怨》、《陆游和唐琬》等一批剧目，突破了才子佳人戏的传统模式，给传统戏输入了时代意识和现代手法。特别在九十年代初《西厢记》的创作演出上，我们在演出样式上做了一次大胆尝试，创造性地采用了无场次形式和旋转大舞台，在当时越剧舞台上是一项首创，获得了较大的成功，真正使《西厢记》达到了诗化的境界。这些创新，得到了省委领导和省委宣传部、省文化厅党组的大力支持和充分肯定，得到了专家的好评，《西厢记》因而还获了文化部文华大奖。从艺20年来，我主演了数十部剧目，塑造了不少舞台形象，获过各种奖项，但我从来没有停止对越剧艺术的探索。我曾说过，就是吃咸菜，也要把越剧唱下去。正是怀着这样的决心，我在振兴越剧的道路上乐此不疲。
1998年，我创排了根据鲁迅名作改编的《孔乙己》，在这出戏里，吸取了其他戏剧形式的结构模式和表现手段，融入了我对中国戏曲命运的思考与追求。我不仅想使《孔乙己》在艺术上有所探索，而且在演出机制上引入市场化运作模式。我以茅威涛工作室的名义与浙江越剧院、绍兴咸亨酒店三方共同投资创排了《孔乙己》，形成了一个以剧本为纽带的股份制运行机制，策划、编导、演出宣传、票房运作等全部按市场规律操作。新事物的诞生总是困难重重的，一些人对我们的这种做法不理解。这时候，文化厅的领导给了我极大鼓励和支持，文化厅党组书记、厅长沈才土多次到排练场指导，还向文化部推荐了该戏。1999年，《孔乙己》两次应文化部邀请进京演出，党和国家领导人李鹏、尉健行、李岚清等先后观看了演出。领导和专家对《孔乙己》给予了充分的肯定，这部剧先后获得中宣部“五个一”工程奖、文化部文化新剧目奖。
1999年，文化厅党组决定由我担任浙江小百花越剧团团长。面对新的岗位、新的挑战，我曾犹豫过，我是一名演员，既要演戏，又要管理剧团，怕精力顾不过来。但出于对越剧事业的挚爱，一个党员的职责，我还是接受了这个工作。在领导岗位上，我与班子“一班人”团结合作，加大内部机制改革力度，调动全体演职员的积极性；抓节目建设，把推新戏和培养新生代演员结合起来，“以戏带功，以功促戏”；尽力开拓演出市场，除在省内外，还经常到外地甚至国外演出。我们的努力得到了回报，剧团现在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均表现出良好的势头。
抚今追昔，我深深地感到，越剧艺术在党的阳光哺育下，不断焕发出新的生机和活力，步入了最好的发展阶段，而我只是有幸生逢其时而已。我将继续以振兴越剧艺术为己任，让浙江越剧“小百花”开放得更为绚丽多姿，以报答党对我的培养之恩。
（本报记者潘剑凯采访整理）
（素描作者：霍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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