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培养我 踏上软件研究之路

我是沐浴着党的阳光成长起来的。新中国刚建立时，我正在无锡第一女子中学读高中。我和同学们兴高采烈走上街头，表演“打湘莲”，跳起了“红旗舞”，欢庆解放。

我就读的无锡女一中，有着优秀的教师队伍和教学传统，使我养成勤俭朴素、奋发读书的习惯。那时我的学习成绩名列前茅，数学成绩尤其突出。1951年以全校第一名的成绩考入清华大学数学系，1952年院系调整时转到北大数学力学系。北大、清华浓厚的学术空气，良好的科学作风，对我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尤其是老一辈科学家江泽培、吴光磊、程民德、徐献瑜等教授的教诲，使我终身受益。

我于1955年毕业后留校读研究生，参加计算数学专业的组建工作，并在同年入党成为预备党员。那时认为基础研究越抽象就越高深，而我是从抽象数学到计算数学，越来越接近实际。我当时想的就是一生交给党安排，国家需要什么，我就学什么并要学好，这就使我走进一个新领域。1957年1月，作为我国培养的第一个计算机软件研究生，我被派往前苏联留学，毕业时我独立设计了被西方杂志称为“程序自动化早期的优秀工作”的论文，指导我的著名教授、世界一流的科学家苏拉勃拉也笑称我是“程序设计专家”。当时有人劝我留下申请博士学位，而那时我国正处于轰轰烈烈的建设时期，想到我国的计算机事业完全是一张白纸，我决定尽快回国投身国家建设。

七十年代初期，我国的计算机事业还是初创时期，我接受了主持研制我国第一台百万次集成电路计算机操作系统的任务。面对国外的封锁，一无资料、二无配套设备、三无经验的现状，我们克服了重重困难。为了与计算机研制同步，在国内没有可供配套调试的大型计算机的情况下，我们采取“小马拉大车”的方式，背着资料到大庆油田的108乙机上调试“150机”的操作系统。情况特殊，不允许有丝毫差错，我们硬是把庞大复杂的程序和数据都装进脑子里，以及时解决调试中的问题。这样，仅用了23天，每天轮流睡2—3小时，就把“百万次”多道运行操作系统调试成功了。这是我国自主开发的第一个规模大、功能强、能支持多道运行的计算机操作系统，不仅缩短了我国与世界先进水平的差距，而且在石油勘探部门的实践应用中获得了重大经济效益。后来我为这套大家倾注了极大心血的150机操作系统写出了《管理程序》一书，成为当时我国发展多道运行计算机操作系统的启蒙教材。

从那时至今，我一直从事计算机软件科学技术研究。很长时间我一直在想，为什么我国的软件业生产长期形不成规模经济，就是因为我们国家的软件开发长期处于手工作坊式的水平上；要使软件业真正成为一个产业，生产手段必须进行改革，必须把手工作坊式的开发方法变成工业化生产的技术和体系。这就是我们从“六五”、“七五”、“八五”到“九五”要解决的问题。到“九五”的时候，我们把这个问题基本解决了。这期间我们联合了全国22所高校和科研单位，科技攻关网遍及全国，有330多名科技人员参加了科技攻关集体。我们给科研课题起名为“青鸟”。青鸟工程是国家重点支持的知识创新工程，是我国软件产业建设的基础性工作。1996年青鸟工程获电子部科技进步特等奖，1998年青鸟工程获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

“八五”期间我们创办了北大青鸟公司，虽然创办之初遇到很多困难，但在中央组织部知工办的帮助下，中国社科院金融中心帮我们出主意，北京投资公司、大兴县开发总公司等投入了部分资金，使“青鸟”走出了低谷。现在，我们正在走上产业化，研究成果正在一项一项转变为产品，进入新千年之际，又迈出走向国际化的资产重组的大步。青鸟系统的产品系列，已在我国的金融、证券、商业、国防、电力等领域的大型信息系统开发中得到成功应用。

从“六五”到“九五”，在研究、开发以及把科研成果转化成生产力的过程中，我最主要的成果是培养了一批不仅具有开拓精神、有真才实学，而且愿意把自己的聪明才智报效祖国的青年软件科学家和现代企业家。现在，我培养的100多位硕士、43位博士中，有很多早已做了教授、总经理和博导。

回顾这些年来的经历，我觉得自己取得的成绩，完全出自于党的培养。服从党的安排和国家的需要，使我抓住了很多机遇，在国家创造的条件下成长起来。从我自己来说，我体会，扎实做好每一件小事，不断积累，就会抓住做大事的机遇；而这些机遇又会不断地培养你，使你最终成长、成才。

（本报记者李海秀采访整理素描作者霍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