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泽民总书记在“七一”讲话中，全面精辟地阐述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强调党作为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必须始终保持先进性，并根据变化的历史条件，大胆地进行理论创新，不断把党的建设向前推进。
在中国共产党八十年的历史中，我们党面对的情况有五次大的变化，每一次党都进行了大胆的理论创新，从而使我们党和革命事业大大向前发展。
第一次，是从建党初期到井冈山和红军时期。
建党初期，我们党根据俄国党的经验，一开始着重在城市中从事工人运动，强调在工人中发展党员。当一系列城市武装暴动失败之后，毛泽东同志开始探索走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这就面临着如何在农村中建党建军，在农民中大量发展党员，怎样发展党员，怎样教育农民出身的党员等问题。这在当时是有争论的。就在同时期召开的六大上还强调“所有党的努力都是应当走向大工业中”，党组织的“无产阶级化”、“干部的工人化”。当时，在一些党组织中还出现了只要不是工人出身的干部一定要免职的偏向。毛泽东同志在井冈山的斗争实践中突破了这一问题，主要是由农民组成的红军战士中，党员人数最多时占到一半。正是根据这种情况，毛泽东同志提出政治思想上教育和改造农民党员的重要任务。他在1929年写的《关于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一文，就是对红军自创建以来党同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进行斗争的经验总结，从理论和实际的结合上，解决了在农民占绝大多数的国度里如何建设一个马克思主义政党的重大课题，为中国共产党的建党学说，奠定了基础。也正是从那时开始，我们党特别强调和重视思想上建党的问题，并成为毛泽东建党理论的突出特色。从那以后，毛泽东同志先后提出并系统论述了党的思想路线、
政治路线、军事路线以及群众路线，集中反映在《反对本本主义》、《关心群众生活，注意工作方法》等著作中，标志着毛泽东党建理论基本形成。
第二次，是从抗战到解放战争时期。
抗日战争时期，党面对的情况发生很大变化，民族矛盾上升为主要矛盾。就在“大变动的前夜”，我们党在1935年12月召开了著名的瓦窑堡会议。会议及时提出：目前的政治形势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我们党要根据这种变化了的形势，重新规定自己的任务。首先是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扩大革命的阵营。毛泽东同志批评了当时党内出现的那种认为中国民族资产阶级不可能和中国工人农民联合抗日的错误观点，批判了长期存在着的狭隘的关门主义和对于革命的急性病，指出了中国革命的长期性。同时，他提醒全党注意蒋介石必然要破坏革命，要求党在新环境里保持清醒的头脑。这种形势上和方针任务上的重大变化，必然给党的自身建设提出新的要求。毛泽东同志在1939年发表的《〈共产党人〉发刊词》中指出：现在党所处的环境、所负的任务，比过去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复杂得多、艰巨得多了。“党的组织已经从狭小的圈子中走了出来，变成了全国性的大党。”在爱国抗日的感召下，大批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包括一些高级知识分子纷纷来到延安和各个根据地。这就提出了一个要不要放开手脚吸收这些知识分子入党的问题。这又是一个有争论的新问题。毛泽东同志又一次突破了这个问题，明确提出要“大量吸收知识分
子入党”，党的队伍由此又一下子扩大了许多。这些知识分子中的很多人后来成为党的高级干部，成为经济和科教文卫等各条战线的领导和骨干。毛泽东同志同时也看到，由于党内成分和思想状况比过去复杂了许多，党在思想建设、组织建设和作风建设上的任务比红军时期更加严重了。正是在这种情况下，毛泽东同志提出了“建设一个全国范围的、广大群众性的、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完全巩固的布尔什维克化的中国共产党”的任务。他把这一艰巨任务，形容为是一项“伟大的工程”。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时期，从抗战一直到解放战争所作的大量创造性的工作，正是为实施这一伟大工程所作的艰巨努力。他结合党的政治路线，总结了党的历史经验特别是与王明等机会主义路线斗争的经验，针对党内现状，发表了《反对自由主义》、《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新民主主义论》、《改造我们的学习》、《整顿党的作风》、《反对党八股》、《关于领导方法的若干问题》、《为人民服务》、《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在中国共产党第七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报告》等文章和讲话。这些重要文献集中体现了这一时期我们党建设的重大成果，对党的性质、宗旨、任务、指导思想、组织原则、优良作风、党员干部的教
育等一系列马克思主义政党建设的基本问题，作出了科学阐述。毛泽东同志指出，党的建设是取得中国革命成功的三大法宝之一。他系统论述了党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提出了理论和实际相结合的作风、和人民群众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作风、批评和自我批评的作风这三大作风，提出了群众路线的领导方法和工作方法，提出了一整套正确的干部路线和干部政策等等。为了从思想上、政治上和组织上系统地整顿党的作风，毛泽东同志和我们党创造了整风这样一种马克思主义的自我教育形式，并在整风中提出“团结－批评－团结”的公式和“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以达到“既要弄清思想，又要团结同志”的目的。延安整风是毛泽东同志和我们党的一个伟大创举。到党的七大，我们党建设成为政治上思想上和组织上都坚强有力又高度团结统一的马克思主义政党，保证了抗战和解放战争取得伟大胜利。毛泽东同志的完整的建党理论也在这一时期建立起来了。
第三次，是在新中国成立以后。
我们党成为执政党后，工作环境发生了重大变化。工作重点由农村转到城市，由主要领导战争转到主要领导经济建设和文化建设。党如何经受住执政的考验，是一个具有挑战性的新课题。毛泽东同志在新中国成立前夕的七届二中全会上就提醒全党，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他要求全党防止骄傲自满、以功臣自居、不求进步、贪图享乐等情绪，防止糖衣裹着的“炮弹”的攻击。这两个“务必”、“四种情绪”的警告，都是为了防止党在执政以后最可能出现的两个突出问题，即骄傲自满问题和腐败变质问题。他坚决处理了刘青山、张子善的腐败问题，开展了同高岗、饶漱石因骄傲和个人野心膨胀而破坏党内团结以至于分裂党的斗争；还领导开展了整风和基层组织的整顿。这些措施使全党的思想政治觉悟得到了极大提高，党的组织更加巩固。党的八大系统地阐述了执政党的建设问题。毛泽东同志相继发表了《增强党的团结，继承党的传统》、《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等著作，着力研究党建面临的新问题。第四次，是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的改革开放新时期。
进入新时期，邓小平同志和我们党面临的是在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条件下建设一个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的问题，这是一个全新的历史课题。首先是要把被林彪、“四人帮”破坏了的我们党的党建理论全面恢复起来。邓小平同志说：“对党的现状来说，我个人觉得，群众路线和实事求是特别重要。”他领导和支持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批评“两个凡是”的错误。邓小平新时期的党建理论就是从这时开始形成和发展起来的。同时，邓小平同志也看到，党内存在的许多问题“有十年内乱遗留下来的消极东西，也有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产生和发展起来的消极东西。”为此，他在十二大以后的整党中特别提醒：“在工作重心转到经济建设以后，全党要研究如何适应新的条件，加强党的思想工作，防止埋头经济工作、忽视思想工作的倾向。”“我们要把这个问题郑重地提到全党面前，提到中央和地方各级党委的重要议事日程上来。”他明确提出：要把我们党建设“成为领导全国人民进行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的坚强核心”。这一思想成为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我们党的建设的目标和任务。以后，随着改革开放进一步深入发展，邓小平同志对党的建设问题更加重视。《在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上的讲话》、《在党的十二届
六中全会上的讲话》、《保持艰苦奋斗的传统》、《第三代领导集体的当务之急》等许多讲话谈话中，他提出“要聚精会神地抓党的建设”、“党要管党从严治党”的任务和指导方针。特别是在1992年发表的南方谈话中，他提出：“党的基本路线一百年不动摇”等重大理论观点，从党的思想、政治、组织、作风建设，一直到党的最高纲领和远大目标，全面阐述了党的建设理论。
第五次，是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到现在的世纪之交。
1992年党的十四大提出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新目标，这使我们党又一次面对着和过去不同的新任务，遇到了许多以前不曾遇到过的新问题。就在会议召开之前，江泽民同志提出，要研究在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新的历史条件下，怎样更好地坚持和改善党的领导。他说：“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如何把党建设好，是一个崭新的课题，也是非常艰巨的任务。”“现在历史条件变了，社会环境变了，党肩负的任务变了，因此党的建设和党的领导方式、方法，也必须相应地加以改变或改进。”他说，比如衡量党员先锋模范作用的标准，过去很明确，现在要达到什么样的标准，党的干部怎样以身作则，都需要研究。他在一系列问题上进行了积极探索，每年都反复讲，都推出大的举措，提出许多重大理论观点。江泽民同志和党中央越来越深刻感到，在当前复杂的国际环境中，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如何把党建设好，其艰巨程度，一点儿也不亚于毛泽东同志当年改造广大农民和小资产阶级出身党员所实施的“伟大工程”。于是，他在1994年十四届四中全会上，把党的建设提高到“新的伟大工程”的高度。党的十五大进一步完整提出党的建设的总目标总任务，形成了“一个目标”、“两大课题”、“三个方面”、“两
个优势”等面向二十一世纪党的建设的基本框架和总体部署。根据十五大的部署，1998年11月开始，在全党县级以上党政领导班子、领导干部中深入开展了以“讲学习、讲政治、讲正气”为主要内容的党性党风教育。
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来，特别是在世纪之交的关键时刻，国内外形势发生了深刻变化，出现了许多新的情况。国际上，世界格局多极化、经济全球化、以信息化为主导的现代科学技术加速发展；国内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进入一个新的阶段，改革、发展、稳定各项工作呈现新的特点，提出了新的要求；社会经济成份、组织形式、物质利益和就业方式日益呈现多样化趋势。在党的建设上，尽管取得了重大成绩，但仍存在不少突出问题。在这种情况下，江泽民同志和党中央深刻地认识到，我们党如何始终保持工人阶级先锋队的性质，如何始终保证全党同志按照党的奋斗目标，维护和加强党的坚强团结和高度统一，更好地代表最广大人民的利益，这是我们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加强党的建设的一个极为重大的理论问题，也是一个极为重大的现实问题。为此，经过长期深入的思考，经过“三讲”教育的实践，在2000年初视察广东时江泽民同志提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以后，他在一系列讲话谈话和文章中，又从各个方面做了全面精辟的阐发。他指出：“时代在发展，形势在变化，我们党要不断巩固自己的执政地位，必须紧跟世界发展进步的潮流，始终代表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和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
利益，坚决解决党内存在的突出问题。提出坚持‘三个代表’的要求，其出发点和着眼点就在这里。”这里，江泽民同志把为什么提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说得非常清楚。可以看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是对十五大已经取得的理论新成果的进一步发展，是对党的第三代领导集体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领导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和改革开放实践中所形成的实践经验和理论成果的高度概括，集中反映了我们党的全部历史经验和毛泽东同志、邓小平同志党建理论以及一系列思想的最重要内容，是我们党的立党之本、执政之基、力量之源。“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提出，使我们党的基本理论特别是建党理论，发展到一个新的境界和新的高度。
以上说明，中国共产党要想取得革命事业的成功，就必须根据不断变化的历史条件和党的发展要求，在马克思主义的建党学说的指导下，创造性地推进党的建设。这里的关键问题是：
必须始终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历史经验说明，我们不能根据书本和外国党的经验来决定中国共产党的建设，也不能机械照搬前人的经验来决定今天党的建设，只能根据今天的实际情况来决定党的建设。这一点，毛泽东同志、邓小平同志都给我们作出了榜样。如果当初毛泽东同志只按照马克思主义的本本和俄国党的经验，不在农民和知识分子中大量发展党员，那就没有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如果邓小平同志当初照搬前人的本本和经验，不根据新情况大力推进党的建设，就没有改革开放的好形势。今天也是一样，如果我们不根据新的历史条件，按照江泽民同志提出的“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要求大力推进党的建设，我们肯定会被时代所抛弃，不能完成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重任。所以，江泽民同志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八十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中提出贯彻“三个代表”要求的第一条，就是“必须坚持党的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
必须始终根据党的最高纲领又要根据党的现阶段的基本纲领，来思考如何进行党的建设。这样，才能团结最广大人民群众共同为党的事业奋斗，也才能吸引革命阵营中的优秀分子加入到党的组织中来。毛泽东同志在抗日战争中指出，中国共产党应该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组织，又应该是中华民族的先锋队组织；共产党人既是共产主义者又是爱国主义者。这样我们党才能“组织千千万万的民众，调动浩浩荡荡的革命军”共同抗战。邓小平同志在改革开放的新形势下，也清醒地指出同样的道理，他说：“我们共产党人的最高理想是实现共产主义，在不同历史阶段又有代表那个阶段最广大人民利益的奋斗纲领。因此我们才能够团结和动员最广大的人民群众，叫做万众一心。”这样做，不光是为了建立广泛的统一战线，也有一个发展和壮大党的组织问题。我们党在土地革命战争初期就已经认识到，党要“在职工会中为无党工人之最近的要求而奋斗，在农民协会中，为无党农民之最近的要求而奋斗，这便是吸引工农分子入党的第一步。”建党八十年来，我们党的队伍不断发展壮大，这与我们党既注意坚持党的先进性，又注意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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