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种流行的观点认为，德政是人类早期社会的产物，相对无阶级、无国家、自发的、自然选择阶段，而自有阶级及国家产生以来德政已不在起作用或很少起作用了。这显然是一种非历史的观点。
确实，早期人类社会的维系只有诉诸德政，这是众目所瞩的事实。随着社会的进一步发展，国家政权和法律自然而然要产生出来。中国从尧舜禹时代起，已经开始出现“人心惟危、道心惟徵”的情况，氏族自然共同体面临解体。这时，一方面，道德开始从自在状态走向自为状态；另一方面，原始的法律开始产生。但它的产生是直接为德政服务的，如对氏族成员提出了五典五教九德的规范，对氏族首领提出了不矜不伐的律条，如违反则实行五刑。其核心是“德惟善政，政在养民”及“有德惟刑”。德政并没有也不能被取代，被取代的只是“绝仁弃义”、“绝圣弃智”、“绝巧去利”、“绝学无忧”、“我无为而民自化”、“我无事而民自富”、“我无欲而民自朴”等老庄的某些德政思想。尽管商鞅极力抬出“古之民朴以厚，今之民巧以伪。故效于古者先德而治，效于今者前刑而法”，为其倡导法治作论据，但其骨子里仍然为了归于德政。他认为：“立民之所乐，则民伤其所恶：立民之所恶，则民安其所乐”，从而达到“天下行之、至德复之”。他承认“此吾以杀刑之反于德，而义合于暴也”。法家之所以会冒德政之大不韪而诉诸强权，主要是对德政的人性基础持一种怀疑态度。总体上说，法家更倾向于性恶论，如商鞅就有“天地设而民生之……其道亲亲而爱私。亲亲则别，爱私则险……则民乱”的说法，因此他才主张“故以刑治则民威，民威则无奸”。当然这不能不促成他的失败。相比之下，孔子要长远得多，他认为，如果“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反之，如果“道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从这里可以看到，法律一旦失去了德政基础，没有也不可能有不失败的。德政的力量是内在的，而法律的力量则是外在的。
不过，正如单纯的法制不足以治理社会一样，单纯的德政也无以担此重任，如果中国德政仅仅止于“德惟善政”或“惟德善政”，那么，不管这种德政体系如何变化也还是很难顺应社会的发展。实际上从孟子开始情况已经有了很大的不同，孟子虽然总体上也是一个性善论者，但他不仅发展了孔子的德治思想，而且在一定程度上汲取了法家的重要思想。他认为：“徒善不足以为政，徒法不足以为自行”。因此，他提出了教罚并重的“仁政”思想。相对于孔子的德治思想而言，他有诉诸法制的一面，相对于法家思想，他又强调了教化的作用。同法家“刑不上大夫”相反，孟子反对对百姓制罪，力主对独夫民贼和善战者进行惩罚。这一思想的重要意义在于：首先，从孟子开始，中国德政传统中已涵盖了法制思想，法制思想融于德政思想之中。其次，孟子的“法不责众”的“贵民”思想更接近立法本质，尽管这和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还有很大距离。再次，孟子“仁政”的法制思想最终还是要达到“以仁存心，以礼存心”的德政目的，并是以“贵民”思想为基础的。法家韩非子尽管视儒生为“五蠢”之一，但却继承和发展了孟子的这一思想。首先，他提出“刑过不避大臣，赏罚不遗匹夫”。其次，他并不认为法制能解决一切问题，他已经认识到：“人民众而货财寡，事力劳而供养薄，虽倍赏暴罚而不免于乱”。于是他才提出了刑德“二柄”的互补思想。再次，他不仅认识到了二者的互补作用，而且也认识到了二者的非平等的关系。在他看来，一方面，法从根本上说不在重刑，而重在“平民”、“和民”；另一方面，法的目的也在于“道蔽天地，德极万世”；再一方面，法律的基础也在于德政。他认为：“礼者，法之大分，类之纲纪也”。此外，他还认识到实施德政比实施法制更难更复杂。因为“盖贵仁者寡，而仁义者一人”。
德政传统的当代价值是中国人对世界法律思想的重大贡献。一个贫穷落后的、人口占世界五分之一还多的、法律尚不健全的、多民族杂居的、区域性极不平衡的中国，能够有今天这样的安定祥和的局面本身就是一个明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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