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洲学”的研究对象是欧洲。在中国，“欧洲学”是改革开放以后逐渐孕育发展起来的一门新兴学科，属于社会科学的范畴。中国的“欧洲学”脱胎于在此之前、1949年以后国际问题研究领域内的欧洲问题研究：究其渊源，则可上溯到明末清初“西学东渐”的年代。但是现代意义上的“欧洲学”，既不同于新中国成立以后以服务于外交政策为主要目的的欧洲问题研究，也不同于“西学东渐”时期国人对欧洲知识的接受与传播，更不同于古代中国人民对欧洲的了解和认识。中国“欧洲学”是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实行改革开放的必然产物。
中国与欧洲的接触与交往有着悠久的历史。考古发掘证实，早在中欧文明的萌芽和传播过程中，就有了最原始的、间接的接触。在商代，商青铜文化和西北草原民族有着密切的联系，并通过草原民族的传播，在西伯利亚西部地区和欧洲的塞伊玛文化发生了最早的接触（沈福伟：《中西文化交流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以后，中欧之间的交往开始逐渐增多，特别是跋涉于西域荒漠的商旅驼队、披风斩浪的郑和船队开通了陆地和海上的丝绸之路，在中欧交通史上编织了许多神奇故事。这些历史上的商贸、宗教、军事、外交等活动都曾在中国古籍中留下了有关遥远欧洲的种种记载，从中我们可以了解到当时中国人对欧洲的认识。然而，由于历史条件的限制，中国古代有关欧洲的文字记载是十分原始的，对欧洲的认识也是十分模糊的。
16世纪以后，随着世界航海技术的发展和西欧国家的殖民扩张，中国与欧洲交往日益增多。西欧国家的传教士到中国来宣传基督教义的同时，也使中国人了解到有关欧洲的史地及其文化、社会等方面的知识，并由此拉开了近代史上“西学东渐”的序幕，开创了近代中国对欧洲问题的研究。这一时期的各种著述不仅为后人留下了大量有关欧洲的记载和评述，而且近代学者认识欧洲的思想方式，如了解世界、探求强国富民之路等，亦成为后人研究欧洲问题时的重要思想，至今仍有着重大影响。近代学者创造的许多有关欧洲知识的基本词语也一直沿用至今，如“欧洲”、“法国”、“英国”等。而正是在“西学东渐”时期现实主义学术思想的影响下，近代学者注重对欧洲现实问题的研究，辅之于对其历史、民族、哲学、宗教、社会等多方面的综合探索，也成为当代学者的有益借鉴。前辈学者的辛勤工作和不懈探索，为当代中国的欧洲研究奠定了十分重要的基础，以当时的历史条件而论，其学养之深厚、见识之精邃、成果之丰硕，在今天仍然令人感慨不已。但同时也须看到，由于鸦片战争以后，中国逐渐沦入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中国知识精英急切寻求富民强国之路的思想情结以及欧洲帝国主义的文化入侵，也给当时中国对欧洲知识的接受和传播带来负面的影响，或如冷漠鄙视、不屑一顾的拒绝直面；或如囫囵吞枣、偏信偏爱的全盘照收，尚难以形成科学的研究。
1949年新中国的成立，标志着中国与欧洲国家之间的关系开始具有了新型的、平等的、主权国家之间的意义。新中国的政府从其成立之初便对国际问题给予格外的重视，培养了一大批国际问题专家，并逐步形成了专门的研究队伍和特定的课题范畴。然而，在相当长的一个时期内，由于国内外一些因素的影响，欧洲研究的主要目标是为外交斗争服务，欧洲问题研究和其他国际问题研究一样多被归口于“外事工作”领域，研究工作更注重于对策研究的层面，因而具有一定的局限性，未能得到充分的发展。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中国进入了改革开放的年代，迎来了思想大解放、学术研究蓬勃兴旺的“科学的春天”。经过20多年学术工作者的不断探索和辛勤耕耘，欧洲研究在中国摆脱了以往历史局限性的种种窠臼，初步形成了专门学科的雏形，“欧洲学”在中国社会科学研究的百花园里脱颖而出，完成了从对策研究到学术研究的升华。
改革开放为欧洲研究的发展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广阔天地。思想的解放、学术的繁荣，使我国学者得以在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指导下，能够更为科学、客观、冷静地研究欧洲问题，并在前人的研究基础上，重新定义对欧洲的认识。
学术研究的不断深入使人们认识到，欧洲作为二百多年来在世界急剧扩张的西方文明的发源地，作为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诞生地，对于我国实行改革开放、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也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统观世界，一般意义上的西方的政治理念、经济制度、法律意识等，无不源于或受影响于欧洲文明：而纵观历史，产生于欧洲的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两大潮流基本主宰了20世纪的世界历史并继续影响着世界的未来发展。不仅资本主义在欧洲有着一个比较完整的发展过程，作为马克思主义的故乡，欧洲社会主义运动发展也有着十分丰富的内容。因此，研究资本主义的发展变化，研究当代社会主义运动发展道路，均必须特别重视研究欧洲。简而言之，在我们面向世界实行全面改革开放的今天，就要深入地了解世界、研究世界，而了解欧洲、研究欧洲将有助于我们更深入地了解世界、研究世界。就此而论，无论从现实问题或从理论研究的角度来看，欧洲之“学”都具有十分丰富的内涵和鲜明的特色。
当代欧洲是历史欧洲在今天的延续，是包括政治、经济、社会、法律、宗教、民族等多因素综合的结果，因此必须对其开展全方位的研究。基于这一认识，近年来欧洲研究的学科领域得到了极大的开拓，初步形成了多学科、跨学科的研究框架。这也是“欧洲学”得以成立的最重要依据。
多学科、跨学科的研究在对欧洲一体化的研究中表现最为显著。虽然我国学者很早就注意到了西欧国家的联合与一体化问题，但最初的研究主要是从两大阵营对峙格局的角度来进行考察和评价的，即主要是一种政治学的研究。改革开放以后，特别是经济全球化的发展，欧洲一体化研究就更多地被放到了经济学和政治经济学的领域。这两个方面的研究成果为后来欧洲一体化研究的深入提供了重要基础，但难脱形势分析和时事评述式的窠臼。多学科研究的发展改变了这一状况，当人们开始从哲学、法学、民族学、历史学、宗教学等多种不同角度来分析欧洲一体化的问题时，视野便豁然开朗。全方位的研究工作不仅弥补了单纯从政治和经济角度开展研究的不足，学术成果的质量也有了明显的提高，引起了国内外学术界的关注。
“欧洲学”正是在多学科和跨学科发展的基础上架构其综合性研究的学科框架。“欧洲学”的形成使原来的欧洲问题研究产生了质的飞跃，从而也促进了对策性的研究。两者相辅相成，共同为中国的改革开放服务。
但是，我们也应看到，“欧洲学”作为一门新兴的学科，还有许多有待完善之处，如其学科理论尚不够完备，科学评介体系尚不成熟，多学科、跨学科的研究框架也需进一步健全。尽管如此，我们仍然有理由相信，在中国改革开放不断发展的形势下，在学术不断繁荣的春天里，“欧洲学”这棵小苗必然会茁壮成长起来，为中国的社会科学、为中国国际问题研究的园地增添新的绿色，为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作出更大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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