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多年前，我留给学生的题目是“请列举在哪些社会场合需要应用PC”，因为我想要他们关注计算机是如何应用的。而现在这个题目变成了“请列举在哪些社会场合不需要应用PC”。
没有使用过PC以前的计算机，你是无法真正感受到PC出现的价值。在我上大学的时候，使用计算机通常有两种方式：一种是使用“单板机”，那种机器用机器码来工作。另一种是大型机，使用纸带或者卡片，根据编写的程序在上面打孔，然后交给计算机中心的操作员，需要等待大约1天的时间才可以拿到程序的运算结果。这样的情况一直持续到PC的出现。
今天，我们输入程序后可以立即得到运算的结果，也可以随时修改程序。刚得到PC时的心情实在很难表达，那是一种被解放出来的感觉。
到现在为止，我已经用过近40台各种类型的PC。我的第一台电脑是苹果公司的AppleⅡ，那是在1982年。半年后，这台机器换成了IBM PC，这台机器当时的价格是4万元人民币。到了1984年，IBM推出了功能强大的IBM AT，它用的是286的芯片，是当时最先进的PC，价值8万人民币，而我在同一年就用上了它。到了90年代，我开始使用笔记本电脑。可能是我一直对新科技感兴趣，我的桌面电脑和笔记本电脑都是每半年更换一次。
在使用现在的投票系统之前，人民大会堂一直使用一套大型机系统。这套系统经常出错，维护费用也高，需要有很高技术水平的人才能使用。当时我被请去对这个计算机系统进行会诊，我的结论是：换掉它，用PC。我的想法是：没有理由不让PC新技术得到应用。
90年代以来，PC在中国发展得很快。在几个中心城市，PC的普及程度和更新速度都是比较高的，可是在中国的其他一些地区情况并不是这样，很多从边远地区出来的孩子甚至还没有见过电脑。我一直从事教育工作，对于那些孩子来说，PC的知识很容易学习，可是一种PC时代的思维习惯和生活学习方式却很难建立起来。所以，我一直希望建立一种机制——把淘汰下来的电脑在低成本和保持可用性的情况下送到边远地区，一方面有利于当地的电脑教育，另一方面也解决了被淘汰下来的PC的污染问题。
（本报记者钟晓军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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