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多年前，“四人帮”被粉碎，在万众欢呼庆祝胜利的时候，文艺界尤显拨云雾见晴空之痛快与欢乐。万马齐喑的沉闷被打破了，文艺的春天温暖着文艺工作者被伤害了的身心。人们争先恐后抒发豪情，文学、戏剧、音乐、舞蹈、电影、美术及曲艺等等门类，大受群众欢迎的作品、演出，此起彼伏、姹紫嫣红的文艺之花，开遍祖国大地。
戏剧舞台，不谦虚地说，是走在了姐妹艺术之前。尤以反映现实生活见长的话剧为最。一时间可谓好戏连台，《于无声处》爆响了一声惊雷、《报春花》结出了为有为青年正名的正义硕果，《救救她》喊出了对“四人帮”的控诉与正义的审判；《丹心谱》抒发了人民对敬爱的周总理之思念。《权与法》向人们宣告：只有法治，天下才能久安。继之，描写老一辈革命家功勋与奋斗历史、反映人民群众与邪恶斗争的长卷不断出现。戏剧舞台的春天，可以说更为繁花似锦。
到了80年代末，由于改革开放不断深入、扩展，文化市场出现了五彩缤纷的大好局面。此时，各种戏剧观念、各种实践主张，展开了一场争奇斗艳的局面。实验，探索，真是你方唱罢我登场。对此局面，褒贬不一，成就与问题并存。而一个尖锐的现实，逐渐地显现出来。
理论上，全盘否定现实主义创作思想的声音，已流传开来。实践上，形式大于内容的偏颇，渐渐占据了舞台的中心。
随之，在广大观众中，发出了责难，对戏曲，概括为“老戏老演、老演老戏”，对话剧舞台的实验与探索，在肯定一些成绩的同时，普遍斥责为形式多样，舞台各种现代灯光、声响日趋完善、好看，而内容则显得贫乏，“只有好看的形式并无感人的内容”，成了通病。
不管来自从业者自身或广大观众的责难正确与否，一个严酷的现实，却步步逼近话剧舞台和话剧工作者，这就是观众的失落，戏剧市场的缩减。
勿庸讳言，企望今天仍同过去那样，话剧舞台永远热闹火爆，是不现实的。但是，事物的发生、发展，总是多种原因形成的。除客观原因外，戏剧工作者，戏剧院、团领导，是否亦应从自身寻找一下问题呢？实践证明，完全必要，而且有迫在眉睫之势。
窃以为，有以下诸点，值得总结和反思：
一、有意无意冷淡了现实生活、远离了工农大众。
仅就话剧这一剧种之特征而言，反映现实生活无疑是其强项。这个舶来品，自传入中国，所以能在这块土地上生根、开花、结果，从历史上看，都与每个时期人民群众的生活紧紧相联，并积极在戏剧中加以反映，从而赢得了观众的认同，赞许。
然而，一段不短的时间里，由于某些不正确甚至错误的理论误导，实践中逐渐地脱离了沸腾的生活，淡漠了工农大众在改革大潮中的新的搏斗，新的矛盾碰撞，新的命运撞击，观众群体的绝对多数——工农及其知识分子，看不到自己新的奉献，新的思考，新的人生选择，更看不到在新的历史时期，自己的欢乐与苦闷，而戏说、情爱、搞笑甚或胡说乱说的故事与话语，无法满足他们精神生活的需要、审美情趣的满足，更听不到、看不到震撼心灵，催人奋进的时代强音与值得发人深思的哲理与启迪。观众淡漠戏剧，不是理所当然吗？
邓小平同志说：“我们的文艺属于人民”，“文艺创作必须充分表现我们人民的优秀品质，赞美人民在革命和建设中，同各种敌人和各种困难的斗争中所取得的伟大胜利。”他还说：“由谁来教育文艺工作者，给他们以营养呢？马克思主义的回答只能是：人民。人民是文艺工作者的母亲。一切进步文艺工作者的艺术生命，就在于他同人民之间的血肉联系。忘记、忽略或者是割断这种联系，艺术生命就会枯竭。人民需要艺术，艺术更需要人民。”
重温那些教诲，联系实践的经历，愈发感到，戏剧失掉观众，首先是创作与演出脱离现实生活与广大观众的需要。这也就证明：不是观众冷淡了戏剧，而是戏剧冷淡了观众。
我们无意主张只要现实主义，视其他主张皆为“旁门左道”。但全盘否定现实主义创作思想与方法，过份地责难与排斥是不可取的。“没有正确理论指导的实践，肯定是盲目的实践。”
二、探索、实验的出发点与归宿探析。
话剧要发展，艺术上墨守陈规，独尊一家，肯定是道窄路狭，前途暗淡。多年来不少探索与实验，成就是明显的。首先，由此证实了历史上贯彻“双百”方针是最好历史时期的到来。其次，作者与广大观众皆大开眼界，见识了五花八门的主张和品牌。过去的沉寂与单调不见了，人们有理由对此活跃的舞台氛围，报以肯定和认同。但是，我们的方向是为人民服务，我们的宗旨是“以高尚的精神塑造人，以优秀的作品鼓舞人”，社会主义戏剧舞台，总是应该贯彻“寓教于乐”、社会效益放在首位，以先进文化深刻内涵，指导我们的实验与探索。
江泽民同志说：“文艺要讴歌英雄的时代，反映波澜壮阔的现实，深刻地生动地表现人民群众改造自然、改造社会的伟大实践和丰富的精神世界。文艺工作者要努力在自己的作品和表演中，贯注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社会主义的崇高精神，鞭挞拜金主义、享乐主义、个人主义和一切消极腐败的现象。”
高举邓小平理论旗帜，对文艺界来说，就是要不断地学习、反复地实践这些政治阐述，否则，只能是空喊口号。实践这些理论，唯一的途径就是作家、艺术家到沸腾的群众生活中去，去学习、去思索、去共呼吸。坐在宾馆里侃谈、锁在书斋里编造，是创作不出时代需要的精品，满足不了人们正常需要的。脱离生活与群众，从而探索与实践亦就失去了根基。过分强调戏剧人的个人追求，强烈地展示个人的戏剧观念，进而对历史经典、对现代名著进行不负责的肢解、游戏，这种探索的出发点，实验的归宿，是令人怀疑的。
戏曲界前辈，在进行新的探索与实验、创造流派过程中，有两点十分重要的经验值得吸取，即民族、国情。无论对传统剧进行改革、创新，还是新编创演，他们的出发点和归宿皆十分明确：是本民族的，是符合国情的。正如此，不仅艺术上造诣精湛，政治上也经得起历史考验。梅兰芳先生“蓄须罢演”，程砚秋先生“荷锄耕田”，岂止是美谈，而是高尚之美德！
三、从业者的艺术追求与社会责任。
有人说：“独立思考千金难买，人云亦云分文不值。”
戏剧家们在艺术上无强烈地追求，创作上不敢为人先，是没出息的。
剧作家魏明伦在戏剧创作的艺术追求上，公开宣称说：“戏不抓人死不休，语不惊人死不休，情不动人死不休，理不服人死不休。”看似狂妄，实在验证他另一个值得钦佩的主张，即：“引人入胜、动人心弦、发人深省。”这些主张，既反映了魏明伦同志的艺术追求，又包含着对广大观众极大的尊重态度与严肃的服务精神。有了艺术上的独特追求，正确的心理准备与服务精神，何愁优秀作品不产生呢？
当然，就话剧这个剧种的强项而言，艺术追求与心理准备，皆应将目光聚焦在现实生活与人民大众的根本利益上，并积极、热情地予以反映，才会显示话剧之优长。
以宁夏话剧团的大篷车为例：我们欣慰地看到60年代毕业于中央戏剧学院表演系的王志洪，扎根在边远的宁夏回族自治区，几十年不懈地将戏剧送到工矿、农村、校园，赢得了广大工农群众和学生们的喜爱、称赞，他们的足迹走遍了宁夏全区各地，吃苦、受累、克服各种困难，使话剧在群众中牢牢地占领了阵地，据说，现在又带动自治区京剧团，共同协作，服务项目增多，内容丰富，形式多样，使得戏剧之花长开不谢，戏剧工作者展示着自己的才华，活在广大观众心中。同时，党和政府同样给予极大关怀与鼓励，使大篷车戏剧舞台，路越走越宽广，人越干越有劲儿。
这个典型，给我们最大的启示，就是从当地实际出发，把自己的艺术追求与实践和人民群众需要紧密结合。虽然报刊、杂志不像对大城市剧院报导、评介得那么热闹，但他们在观众中，却留下了抹不掉、忘不了的记忆。能得到广大观众发自心底的认同和支持，难道不是对戏剧工作的最高奖赏？
我无意让所有剧院团都采取大篷车这种服务方式，进行艺术实践。但这种高度的社会责任感，把自己的事业融于广大观众之中的精神，是值得大大提倡的。
曾经有一种似是而非的调侃，即“玩戏剧”。这个听似玩笑的主张，是否真的反映着一种戏剧理念呢？某些所谓探索与实验对其作了佐证。极不严肃，顽强地表示一种无所谓的创作心态，使戏剧功能堕落到令人脸红的地步，已非个别现象。
进入21世纪，我国将会更稳步地前进，综合国力将日益提高，人民生活更加丰富多彩。当然国际上极少数反华势力，对我国进行的西化、分化，进行文化渗透，国内一小撮如李洪志之流，肆意破坏安定团结的大好形势，亦不容忽视。在我们面前肯定有大量新事物，无数的崭新题材、体裁，需要我们去反映、去表演。同时，我们应用马克思主义指导思想，审视过去，建设社会主义戏剧舞台的新格局，是戏剧界同仁的不可推卸的社会责任。
结合对江泽民“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深入学习，我们就有所遵循，不会迷航，艺术上，就能健康地发展。这是勿庸怀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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