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的经验告诉我们，任何反动邪恶势力决不会轻易退出历史舞台，面对奔涌向前的历史潮流，它们必然会垂死挣扎，负隅顽抗。
今年以来，在李洪志及海外“法轮功”组织总部的策划、唆使下，境内“法轮功”地下组织秘密勾结，组织购买、装配、散发大量“定时播音装置”，在全国范围内非法宣扬邪教，危害社会秩序，破坏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
事实再次向世人敲响警钟：邪教“法轮功”在境内的秘密组织依然存在，其地下活动依然猖獗，他们与法律、与社会的对抗从未停止过。
今年5、6月间，北京、辽宁、吉林、广东、黑龙江等全国10余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相继发生“法轮功”顽固分子利用“定时播音装置”非法宣扬邪教、扰乱社会秩序的事件。他们将“定时播音装置”秘密安置在公众区域、政府机关附近，以及对“法轮功”痴迷者进行帮教的场所周围，定时启动，大肆散布李洪志的邪教“经文”以及海外“法轮功”邪教组织总部的“指示”，恶毒攻击我国政府和有关部门，恐吓威胁广大干部群众以及对“法轮功”产生怀疑和动摇的练习者，煽动蛊惑顽固分子继续与法律、与社会对抗。
这种“定时播音装置”，由扩音小喇叭、半导体功放线路板、放音机、定时器、蓄电池等组成，具有装配简单、功率大、隐蔽性强、可定时播音等特点。公安机关在调查中发现，遍布全国10余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这些“定时播音装置”，其中相当一部分使用的竟是同一厂家、同一型号的扩音小喇叭，大部分半导体功放线路板也出自同一个组装点。
经过全国公安机关的缜密侦查，一起由李洪志及海外“法轮功”组织总部策划、指挥，境内“法轮功”地下组织具体实施的阴谋活动终于水落石出。
近两年来，在我国政府的严厉打击下，“法轮功”邪教组织土崩瓦解，穷途末路的李洪志和“法轮功”邪教组织如丧家之犬，惶惶不可终日。为了阻止“法轮功”练习者摆脱邪教的精神控制，挽救其日渐削减的社会基础的窘境，在美国的李洪志和“法轮功”组织总部，费尽心机地炮制出使用“定时播音装置”进行邪教煽动的手法，并在“明慧网”上大肆宣扬、传授，妄图让“法轮功”邪教的声音重新响起来。
看到“明慧网”上传达的这一指令和操作方法，北京“法轮功”骨干分子、化名“古慧”的古秀芳如获至宝。在她看来，“用‘定时播音装置’既安全效果又好”，“既可以让不想听的人不听也得听”，又能够“鼓励‘功友’坚定信念”。
“明慧网”上传递的“指示”，让深圳的“法轮功”骨干分子李艳也蠢蠢欲动。她一直担心，“很多‘功友’被‘关’起来后，‘师父’的新‘经文’他们听不见，容易动摇、被政府转化。而且我们的声音也很弱了。”看到“明慧网”上的消息后，李艳及其他深圳“法轮功”骨干分子“恍然大悟”，决定通过“定时播音装置”来传播邪教“经文”，表明自己的存在。
根据李洪志及海外“法轮功”组织总部的授意，一心要“掀起‘大法’新高潮”的“古慧”等“法轮功”骨干分子，开始四处活动，秘密勾结。
今年3月，“古慧”迫不及待地窜到长春、沈阳等地，还不断与河南、山东、广东、黑龙江等地“法轮功”地下组织取得联系，推荐“定时播音装置”，让他们提供当地“法轮功”顽固分子名单及具体联系方法。
3月中旬，“古慧”指示李艳尽快组装一批“定时播音装置”，发送到全国各地。李艳随即紧急组织深圳的“法轮功”骨干分子程浩、廖燕等人，在秘密场所加班加点制作、装配，并按照“古慧”提供的地址和接货人名单，通过邮寄、铁路托运等方式，分期、分批将近100套“定时播音装置”发送到长春、沈阳、北京等地。
4月中旬，“古慧”又向李艳提出“需要更多的货”，以筹备在全国范围内发起更大规模的闹事活动。但是，这种“定时播音装置”的关键部件——扩音小喇叭货源紧缺。李艳就委托正准备去北京“护法”的武汉“法轮功”骨干分子何坚，找“古慧”联系购买扩音小喇叭。
4月24日，“古慧”安排何坚和另一名“法轮功”顽固分子“洪祥”到天津寻找货源。在天津，他们找到一家工厂，当场谈好价钱、型号和数量。回到北京后，何坚又与李艳联系，告诉她已经找到货源，但急需资金。李艳很快就将6.5万元人民币，汇到“古慧”指定的一个账号上。
拿到这笔经费后，4月26日，何坚与“洪祥”第二次赶到天津，一次订购了126箱、3618支扩音小喇叭，并要求厂家将这批货在4月27日前紧急发到北京东站的北京怡海托运站。为了掩盖其罪行，在签订的合同单上，何坚使用的是“袁修新”的假名。
4月29日，“古慧”和何坚一同出现在北京怡海托运站。何坚根据“古慧”拟定的发货单，再次用姓名“袁修新”的假身份证，将3000余支“小喇叭”分别发送到武汉、深圳、沈阳、哈尔滨、长春等5个城市，剩余的500多支准备在北京使用。
随后，“古慧”又指示深圳“法轮功”地下组织，让他们按照自己提供的联系人名单和地址，将装配“定时播音装置”所需的半导体功放线路板、定时器、蓄电池等配套设备发送出去。
在“法轮功”地下组织的精心策划、实施下，3000余支扩音小喇叭，被秘密分发到了长春等5个大城市，又通过这5个城市以及北京的地下组织，发送到全国10多个省、自治区、直辖市。
接到“古慧”要发送扩音小喇叭的指示后，长春“法轮功”地下组织紧急“研究”。出于保护自己的考虑，“法轮功”骨干分子刘亚谦提议以当地“法轮功”练习者宋万清的名义接货，因为宋万清“长年卧病在床，用她的身份证不会引起注意，即使被发现了对她也没办法”。
使用宋万清的身份证，另一名“法轮功”骨干分子张忠余取回了19箱504支扩音小喇叭，并立刻租了一套单元房将这些小喇叭藏匿起来。10多天后，从深圳发来的配套设备抵达长春。张忠余又指派“法轮功”顽固分子谭秋成组织几名“法轮功”分子，在出租房内秘密组装。不到一个月时间，就组装完成40余套“定时播音装置”。
据负责保管、组装、分发这批“定时播音装置”的谭秋成供认，为了逃避公安机关的打击，他自己从来不直接发送货物，而是集中送到某个固定的地点，由那里的联系人再散发出去。到谭秋成的秘密窝点取货，都有固定的暗号，“敲门方式一般是轻轻连续敲3声，隔一会再连续敲3声；敲了几次后，一般还要说‘给我开门’等话语，特定敲门声以及说话声音经确认无误后，才能被允许进入房间。”
在辽宁省沈阳市，由于当地“法轮功”骨干分子谭新宇和关跃都没有固定住所，发往沈阳的货物提货单迟迟不能发送。4月30日，“古慧”急匆匆给关跃的手机打电话，通知她速到北京来取。当晚，关跃就乘飞机赶到北京拿回取货单。5月2日，沈阳的“法轮功”分子也取到了19箱504支扩音小喇叭。
各地“法轮功”地下组织收到“定时播音装置”配件后，立即根据“明慧网”传授的装配方法，秘密组装。李艳承认，他们装配“定时播音装置”的技术是“‘明慧网’上介绍的”，要不然“从来没有接触过，没人教和指导怎么可能马上就会”。
在“法轮功”地下组织的策划和实施下，辽宁、吉林、广东、湖北、山东、黑龙江等地的“法轮功”骨干分子，利用“定时播音装置”，设定时间定时宣扬邪教，公开对抗国家法律，严重扰乱了正常的社会秩序。
为了达到其险恶的政治目的，李洪志及海外“法轮功”组织总部操纵境内地下组织精心策划、实施利用“定时播音装置”非法宣扬邪教，可谓绞尽脑汁、机关算尽。
据“古慧”交代，从她根据海外“法轮功”组织总部授意具体策划、散发“定时播音装置”开始，她就按照“明慧网”的“指示”全面实行了单线联系制，只与各地骨干分子联系，“其他的人呼我一般不回电话”，以便在一个人暴露后，阴谋活动不致于被整体粉碎。
各地“法轮功”地下组织的活动也更加诡秘。据一些“法轮功”骨干分子供认，他们中“很多人都有一个或两个假身份证”，呼机、手机都采取了密码保护，并不断更换号码。仅刘亚谦在与“古慧”联系货源的短短两个月间，就更换了3个手机号码。
公安机关在侦查中还发现，“法轮功”顽固分子之间的联系更加隐蔽、狡猾。长春地下组织在联络中使用了暗语，如把“法轮功”的原版书籍叫“日历”或“汇编”，把传单称为“水果”。一些地方骨干分子之间还设定了代码，如“183”代表“有事找你商量”、“188”代表“有师父‘经文’”、“333”代表“有人跟踪，请注意安全”、“931”代表“我已到达”、“983”代表“你叫办的事已办好”。李艳向记者透露，“法轮功”顽固分子一般都不用真实姓名，每个人都有“化名”，如她自己化名“金秋”，何坚化名“阿康”，程浩化名“大胖”。
具体到“定时播音装置”的放置方法、放置地点以及设定时间等问题，各地地下组织更是周密部署。李艳说，深圳地下组织曾专门开会密谋把“定时播音装置”挂出去。经过商讨，他们确定了先踩点，再实施；分组行动；统一定时在凌晨3点；完事后用手机报平安等具体行动方案。对在什么地方放置，他们费尽心机。“有人想在公园挂，说公园人多影响大；而有些人主张在看守所挂。”“后来大家达成一致，到看守所挂能让被‘关’起来的‘功友’听到新‘经文’，让他们坚定信心。”目标确定后，这伙人便按照分工迅速行动。
在公安机关的严厉打击下，北京、沈阳、长春、深圳、哈尔滨、武汉等地“法轮功”地下组织窝点相继被捣毁，一批正在装配中的“定时播音装置”被及时查获，一批“法轮功”骨干分子相继落入法网……
根据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颁布的《关于办理组织和利用邪教组织犯罪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二）》规定，宣扬邪教，破坏法律、行政法规实施，严重危害社会秩序，造成严重社会影响的，将受到法律制裁。由李洪志及“法轮功”邪教组织唆使策划、密谋实施的又一闹剧破产了，其哀鸣式的垂死挣扎又一次以失败告终，等待这些“法轮功”违法分子的必将是正义与法律的审判。
（新华社北京10月31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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