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华筠，1936年生于天津。舞蹈艺术家，国家一级演员，研究员，舞蹈学博士生导师，著有多部文艺理论专著等。
5岁起先后就读天津东亚小学、南开中学，15岁考进中央戏剧学院舞蹈团少年班。
记者：你是舞蹈界唯一兼有“一级演员”和“研究员”职称的人，这不同方向的两件事很容易让人联想到你的教育背景。
资华筠：我似乎没什么资格谈“教育背景”，我只有一张初中毕业文凭，唯一的“专业学历”也因出国比赛而中断。这是我的“老底儿”。1952年我刚摘下红领巾就做了新中国第一代专业舞人，后来一直在团里担任领衔主演，文化是靠长期坚持自学得来的。但是9年扎实的基础教育对我以后的学习影响极大。那时东亚小学和南开中学的许多课程都扎实而有趣，注重思维方式的培养，学校的师资力量很强，在南开初中部兼课的有不少大学教授。他们教书不照本宣科，各有“绝活儿”，把堂堂课都上得别开生面。即使副科的也有名师授课，比如音乐课就有钢琴家徐环娥、作曲家刘吉典等；重视体育也是超常规的，成绩要以百分制纳入总成绩。总之，那时我在学习中获得极大的乐趣，得以自由地释放各种潜能。毕业时我虽然放弃保送南开高中的资格而选择了舞蹈，但是那种下围棋所讲的“给人两只眼”式的教育使我对读书有了“真正神往的心”，在以后各个阶段的持续学习中受益。
记者：相对正规教育而言，选择自学的人多半是出于不得已。但是随着“学习化社会”的到来，自学越来越成为一种常规性行为。你是否有这种从不自觉到自觉的体验？
资华筠：我的自学热情最初来自知识分子家庭的压力，也有回应社会对舞蹈演员世俗偏见的本能，但是社会需要和自我开掘的需要才是我坚持自学的不竭动力。“学然后知不足”——我因“饥渴”而学。自学的好处是没有应试的束缚，却有不拘一格选择科目和老师的自由。我在中戏舞蹈团少年班的时候，曹禺、丁玲、光未然等大师经常搞讲座，我听得十分专注，开始按另一位老师开的大书单手不释卷地读书。以后渐渐对拾遗补缺地学习感到不满足，追求知识的系统性。1956年—1958年，我跳出功名的光环，下决心到北师大中文系进修，以两年时间大致读完了4年课程。“文革”后年过不惑，由于对外交流的需要，我拜陈翰笙教授为师苦学英语，3年以后，能够做到在国际会议和交流活动中语言自理。我还拜语言学家、科学家和其他艺术大师为师，每周每月每年都有读书计划，至今仍乐此不疲，常处于当小学生的兴奋之中。“文革”后恢复演出时，人们说我“‘停摆’多年，反倒更有韵味”，可能就是文化底蕴在起作用。也是这些原因，告别舞台后，我可以从容选择做基础理论研究，并使自己的研究保持在学科的前沿。
记者：这些都是对“终身教育”、“终身学习”的意义的某种诠释。你认为基础教育应该为学习化社会做哪些准备？
资华筠：未来社会充满新知识、新领域。而学校教育是阶段性的，再好的课程设置，所能给人的知识也是有限的，不可能给人以维持一生实践的精神食粮。即使是博士、院士也一样需要继续学习，人的素质就是在这样持续的学习中不断得到优化的。我认为人的可持续发展主要取决于主观能动性。因此，我认为基础教育应更注重对学习兴趣和良好行为习惯、包括某些强制性的行为习惯的教育；注重情感态度的培养，强调对健康个性的培养和创造潜能的开发，开启而不是压抑心灵，用美育来启真、导善、益智，使紧张单调的校园生活变得真正丰富多彩；传授科学的、高效的、事半功倍的学习方法等等。当然最重要的是要点燃起心中理想信念的火炬，理想教育是人才可持续发展的原动力。很难设想一个没有时代使命感的人能够有足够的思想动力克服困难，坚持不懈地学习、进取。有了理想和对知识真正的神往，任何时候想要学习都不会嫌“太晚”。
还有一个深刻的体会是，人的可持续发展的结果必然是“条条大路通罗马”。在这一点上，社会环境应与学习化社会的需要接轨，真正形成“不拘一格降人才”的氛围，而不是只重学历。
（摄影：侯艺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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