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凝高教授是北京大学世界遗产研究中心主任，并兼任建设部风景名胜专家顾问和中国历史文化名城保护委员会委员。日前他应邀出席南京市政协主办的“先进文化与城市现代化论坛”。他在会上发表的题为“自然文化遗产的价值、保护和利用”的演讲受到与会者的关注，为此记者专门走访了他。
谢凝高说，迄今为止，我国已有27项自然和文化遗产列入了《世界遗产名录》。我国现有119处国家级风景名胜区，500个省、市级风景名胜区。
目前按人均占有的国家公园面积计算，我国只有世界平均值的1／12。令人担心的是，改革开放以来，某些人以“旅游开发”为名，对一些国家级、乃至世界级的风景区和遗产地进行掠夺性的过度开发和错位开发，使它们遭到严重破坏。其直接恶果是景区的人工化、商业化和城市化，使它们日渐降低到国家公园的标准之下。
谢凝高认为，造成这一现象的主要原因是在市场经济浪潮的冲击下，有些缺乏全局观念的决策者，把世界文化遗产错误地定位为“旅游资源”，肆意进行旅游开发。
以泰山为例。进入20世纪80年代以来，有人公然“在泰山上动土”，炸山劈峰，建了三条直插岱顶的索道，仅其中一条索道的上站就破坏了1.9万平方米的地形。与此同时，他们还在泰山顶上大兴土木，提出“要把这座风景山改造成经济山”、“建成吃喝玩乐的俱乐部”、把岱顶搞成“一个热闹非凡的天上城市”。山下的泰安城也自下而上地拓展地盘。他们把饭店、索道站、职工宿舍和停车场建到中天门，快活三里的幽静环境从此变成了闹市。接着，又开辟了几处采石场，甚至还打算在泰山建水库。更为荒唐的是，最近又有人想出了一个生财的怪招，提出要在泰山上建“泰山华夏名人名花园”，为一万位仍健在的名人刻碑，每人收费2000元；如独立建碑，则每块碑须交数万元，现正在广征“碑主”，如果不立即制止，用不了多久，巍巍泰山就会变成一座活人碑林立的“碑山”。
问题的严重性还在于，“泰山现象”在我国的世界遗产地和风景区俯拾皆是。不论是高山还是低丘，几乎都难逃索道捆绑的厄运。有座名山解放初只有七八个管理人员，现在已高达3000余人，连其家属在内多达四五千人，仅他们生活和污染就够这座名山“消受”的了，何况他们还在核心区建了大量宾馆和商店，使名山的品位日益下降。更有甚者，他们公然违背国务院关于“不得以任何名义和方式出让或变相出让风景名胜资源及其景区土地”的规定，将它们出让或上市。
让人感到欣慰的是，近两年来，有不少遗产地和风景区认识到遗产的价值和保护利用的重要性，已经开始加强保护，拆除了商业性和非遗产建筑物和构筑物，尽量恢复遗产的真实性和完整性。比如，都江堰拆除了造价2.2亿元的索道、娱乐城等旅游设施，基本上恢复了它的历史环境风貌，从而被列入了《名录》。同样，武夷山、大足石刻、龙门石窟、九寨沟、天坛等都进行了整治。可叹的是，能这样做的目前终究还是少数，从总体来看，我国的遗产正面临严重威胁。
他认为，当务之急是要改革管理体制，尽快建立国家遗产管理局。目前我国的文化遗产、自然文化遗产、自然遗产这三类遗产分别由国家文物局、建设部及林业局管理“业务”，而遗产所在地则掌握着这些无价之宝的“生杀大权”。如曲阜市就“有权”将世界文化遗产——孔府、孔庙和孔林——交给旅游公司经营。其次，要抓紧立法。目前，凡是有国家公园体制的国家，都制定了国家公园法，建议我国也可考虑制定该法。第三，成立保护遗产专家委员会。自然文化遗产涉及许多学科，科技含量很高，只有在广泛听取各学科专家意见的基础上才能对相应遗产作出正确的评价和鉴定，并提出保护利用的建议。第四，坚决整治错位开发和过度开发。要按照相关的公约、条例和法规对风景区和遗产地进行检查和整治，尽可能恢复其真实性和完整性。第五，正确处理遗产、旅游和地方经济之间的关系。古今中外的实践都证明，只有保护好遗产，才能使它的价值得到真实的体现；它所体现出来的价值越高，对外界的吸引力就越大。第六，国家应该给以适当的财政支持。国家每年给119处国家风景名胜区的拨款只有1000万元，平均每处只能分到8.4万元，刚够盖一个规格不高的厕所；而韩国现有的20处国立公园每年得到的政府拨款则相当于人民币3亿元。应该承认，资金的过分窘迫也是促使某些目光短浅的决策人挖空心思用遗产来敛财的原因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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