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70年代，鉴于世界新闻和信息传播的不均衡现象，第三世界国家呼吁建立“世界信息与传播新秩序”，并与美国“信息自由流通”理论展开论争。80年代以后，有关这方面的论争仍在持续，但话题渐趋多样化。而随着20世纪后期国际卫星电视等电子媒介的发展，特别是90年代因特网在全世界范围内迅速扩展，使跨国跨文化传播出现前所未有的发展势头，国家“信息主权”与“文化主权”的问题更显突出，为此有关国际传播秩序问题再度引起人们的高度重视。
“媒介帝国主义”就是在这一历史过程中提出来的一种国际传播效果理论。所谓“媒介帝国主义”，概而言之，即认为一个国家的传媒软硬件或其主要传播方式为另一个国家所宰制，并对本地社会的文化、规范及价值观带来钳制性的影响。“媒介帝国主义”思考的是跨国媒介可能造成的不良文化后果。这种理论与“经济依存”理论——第三世界（边陲）对发达国家（中心）的依存——有密切的联系，它主要采取的是政治经济分析方法。著名的美国传播学批判学者赫伯特·席勒是研究媒介帝国主义的先驱者之一。他从政治经济角度剖析了美国媒介的本质，认为，美国“军事——工业结合”的结构支配着美国媒介的运作逻辑。就国内而言，美国媒介一方面因对广告的严重依赖而成为大公司的控制物，政府在技术、资金、政策等方面也支持大公司对媒介实施控制。另一方面美国国防部统筹拟定全国广播政策并决定频率频道的分配，各大广播关系企业皆承接了大批的国防军事合同。就国际而言，席勒援引华勒斯坦的“现代世界体系”理论及依附理论来谈论媒介帝国主义的问题，指出，美国传媒的运作，切合了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经济运行逻辑和意识形态的需要，使发展中国家的阅听人通过消费其信息文化产品而全盘接受资本主义的价值观，成为西方文化霸权的俘虏。
这种媒介的政治经济分析揭示了媒介帝国主义背后所存在的权力与支配关系，揭示了经济依附与文化依附、经济支配与文化支配、媒介帝国主义与资本主义体系之间的内在同源性，使人们了解到媒介生产与经济之间的关系，注意到国际资讯不平衡的经济政治动因，由此引起第三世界国家乃至法国、加拿大等国的高度警觉，并纷纷采取积极的应对措施，以保护本国的文化信息安全。应当说，媒介的政治经济分析切中要害，语出惊人，自有它的深刻洞见之处。但是，我们必须看到仅停留于这个层面的分析又是不够的。这种看问题的视界仅局限在传者——文本的阶段，只是显示经济强国的媒介工业在全球的运作情形，批判其媒介产品在全世界的流通和扩散，这当然是很重要的，但它未能从受众的角度出发考察他们面对外来媒介文化在何种程度上受到何种影响。而所谓传播效果恰恰应该是传播在受众一方的结果的显现。全面考量国际传播效果，还需进一步探究第三世界究竟在哪些特定的“文化环节”受到跨国媒介的冲击，人们是如何接受、体验外来信息文化的，外来媒介产品对受众而言产生了“哪些意义”？具体而论，媒介文本是如何被诠释的，这些诠释与受众所处的特定的信息、文化语境有何联系等等。即是说，对国际传播效果的考察还应深入到文化的层面，把文化、信息的冲击坐实在受众的接受过程中。
在媒介帝国主义论者眼中，媒介的影响是直接而没有中介的，受众的接受心理如同洛克式的“白板”，受众是完全被动的，没有选择能力和批判能力。随着西方新闻传播学界对受众研究的日益深入，上述简单化的分析引起了众多理论家的不满。英国文化研究学者霍尔否定了机械的经济决定论和阿尔都舍的意识形态复制论，开创了受众的主动性研究。九十年代具有广泛影响的汤林森《文化帝国主义》一书也认为，文本和阅听人之间有一种文际交互的关系，不是一种文化文本单向度地影响阅听人的过程，而是双方交互作用、协商对话、视界融合的过程。阅听人具有主动选择和解读的能力，因此不同文化背景的人们对同一文本的理解是不大相同的。为此，认为大国媒介具有必然的支配地位和支配作用的看法也就难于成立。
因此，对于国际传播效果的审视，应当将宏观的政治经济分析与微观深层次的文化分析有机地结合起来，不能相互割裂，重此轻彼。当前，我国新闻传播界更多地是从政治经济层面审视国际传播效果，缺乏系统、深入的受众文化分析。而只有全面深入地探究受众在跨国传播领域里的心理过程，考量他们在哪些“文化环节”受到何种影响，我们才能有针对性地抵御外来不良文化信息的入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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