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挑剔文坛——孙绍振如是说》
孙绍振著
福建人民出版社
从激情澎湃的诗人到深刻睿智的学者，从当初宏观体系的建构（“新的美学原则”、“变异论”、“错位说”等）到今天微观部件的磨洗（“如是说”、“挑剔文坛”等），孙绍振的每一步都在创造。《挑剔文坛》便是其十多年来执着于建构理论大厦之余的一些“微雕”。书分二辑：“挑剔文坛”和“文苑探幽”。无论是“挑剔”还是“探幽”，无不体现着作者对艺术奥秘的深刻体悟，无不呈示着作者对艺术创造力的深刻同情。
正是基于对艺术创造力的深刻同情才使得作者敢于挑战权威、挑剔文坛。比如《三国演义》中的诸葛亮，鲁迅评为“多智而近妖”。而孙绍振先生没有囿于鲁说，而是实实在在地分析了罗贯中“状诸葛多智”的原由：“在军事三角之中，作者又安排了一个心理三角……心理上胜负的重要性不但常常放在军事的胜负之上，而且常常放在生命之上……诸葛亮的超人智慧是情节和人物发展的一个动因。”这种分析深刻而独到，为罗贯中的艺术创造力做了辩护。从鲁迅到当今正红的作家再回溯到古代经典的作家作品，他都发出了他“于不疑处有疑”的声音。在这里，没有尖酸刻薄的嘲弄，没有居高临下的戏谑，没有“扮酷”，有的依然是对艺术创造力的深刻同情。比如对《白鹿原》的品评，在当时众口一词的“史诗”、“杰作”的声浪当中，孙绍振依然清醒地指出了其“文化价值和艺术价值的混淆”并指出了陈忠实在最基本的语言功夫上的“蹩脚”甚或“拙劣”。什么是技术，什么是艺术，什么是非艺术，在孙绍振的意识当中是非常清晰的，是不容易被瞒过的。因为，他花毕生精力探求的正是艺术的奥秘。最能体现他“对艺术创造力的深刻同情”的案例莫过于他为余秋雨所做的辩护。在冷眼旁观了一场又一场闹剧之后，在京
沪两地的重量级批评家一再沉默之后，在细读了余秋雨每一篇散文之后，他一连写了三篇文章，指出了余秋雨在散文艺术上所做出的突破性的贡献。为余秋雨，更是为中国当代散文，发出了他做为一个批评家应该发出的真诚的声音。尤其是在“众口铄金，积毁销骨”的当口，这种声音尤为可贵。
倘不是孙绍振的“夫子自道”，对其批评的方法还真得费一番功夫才能归纳、提纯和抽象出来。现在好了，孙绍振在《挑剔文坛·自序》中“金针度人”，亮出了他在打磨这些“微雕”时所使用的方法。比起各种“主义”、“学说”来，孙绍振的这些方法似乎并不时髦、新潮，难能可贵的是他对这些方法的态度，他没有照抄照搬生吞活剥，更没有玩弄一些概念游戏，而是结合我国经典的文学作品去解读，去检验。比如《徐志摩的诗和现代作家的包办婚姻》就是运用“证明和证伪”法的结合论证了“自由恋爱”和“包办婚姻”的利弊，得出了“世界上没有什么十全十美的事，包办婚姻之弊早已为人类所痛切地加以批判；而自由恋爱走向极端，又可能导致光有自由没有恋爱”的结论。最值得称道的是带有孙氏独创色彩的“还原法”，他运用这种方法对李白的《早发白帝城》、白居易的《长恨歌》、吴敬梓的《范进中举》进行了深刻的分析，得出了令人耳目一新的结论，提出了欣赏艺术的基本要求：变被动为主动，不但要善于从艺术的感觉、逻辑中还原出科学的理性的感觉，而且还要看出这种感觉和逻辑表现出的人类情感的价值。
应当强调的是，这里的“挑剔文坛”中的“挑剔”不是“吹毛求疵”，而是作者凭着其本身坚实的理论素养、深厚的艺术修养、丰富的审美经验对一向被视为“经典”的艺术作品本身所暴露出的“破绽”的“指瑕”，其目的不是故作惊人之论的“哗众取宠”，而是作为一个艺术家的真正知音对并不完善的艺术品所做的修正。其根本动因依然是对艺术创造力的深刻同情。
再回过头来看一看我们的文坛和批评界，缺少的是“公平”、“宽容”、“通达”，少有真的声音。动不动就“酷评”一气，似乎不“酷”就不“深刻”。有人说20世纪是“文学批评终结”的世纪，有这样一批“批评家”，不要说文学批评会终结，文学创作也没指望。因为一旦一个“千里马”出现就会有成群的“伯乐”们蜂拥而上，不是“捧杀”就是“骂杀”。
批评的灵魂是“热情”，有“热情”则批评的灵魂在，无“热情”则批评的灵魂亡。我们的文坛却是一个近乎“零度”的文坛，有些评论无论看起来是多么“热情洋溢”都无法掩饰住其骨子里的阴冷。什么时候，我们的批评家们对艺术创作真正充满了理解和同情，对艺术家真正充满了景仰和尊崇，什么时候我们的文学批评就会兴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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