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概二十年前吧，中国刚刚从“文革”的灾难中走出。那时简直有书就不愁卖。随便一本书，《李自成》也好，福尔摩斯也好，克里斯蒂也好，统统走红，连并非普及性的美学专著，购买者也竟然在书店门前排起了长龙。那时，缺的好像就是书。但是，没过几年，出版的书籍越来越多，选择的余地越来越大，卖方市场变成了买方市场。
于是，埋怨开始在出版业中滋长。出版社抱怨新华书店“小辫子专政”，不懂书籍，乱点鸳鸯，有好书不好卖；而新华书店则抱怨出版社“隔山卖牛”，看不到书，凭什么报订数。此后的几年，始终在相互埋怨中度过，这时的出版界好像缺的就是畅通的销售渠道。于是，作为改革的成果，出现了书籍销售的第二渠道———形成了一支独立于出版社和新华书店之外的书商队伍。
开辟第二渠道的本意是为了在销售环节打破垄断，展开竞争。起初，也确实推动了销售。但很快，书商们就不满足于被动地销售，而开始介入书籍的生产过程。先是盗版，然后是自己组织攒书。书商们的成功，大开了出版社的眼界。过去那种长期规划，培养作者，慎重选题，精心组稿，认真编辑，似乎都成了过时的黄花。现在时兴的是：抢眼、快速、炒作，书的质量无关紧要。出版界这时缺少的好像就是“懂得市场”、善观风色的策划。于是，代替过去的著作家，出现了一批攒书能手。书名花里胡哨，内容东拼西凑，迎合着一时的趣味。一阵儿是男人女人，一阵儿是隐私绯闻，过一阵儿又是内幕秘闻，就像化妆品市场一会儿如何增白，一会儿如何祛斑，一会儿如何减肥一样。组织书源时，看重的是攒书能手而冷落了著作家；销售书籍时，又刻薄着作者而厚待着书商。结果作者们固然不愿为一点微薄的报酬去“批阅十载，增删五次”，出版社也不会有耐心等你“慢工出细活”。他们要的是三天定题，一个月交稿的攒活儿。书籍市场看起来繁荣得狠，财源也似乎滚滚而来。不过，紧随着一时畅销而来的便是大减价，大打折，很少有经得住时间检验的著作。然而，读者却在逐渐走向成熟。他们开始抱怨书籍质量的低下，指
责书籍市场繁荣表象下的衰落。这种衰落从每年书市的降价竞赛中暴露无遗。然而，十来年对著作家的冷落，出版界将发现，即便他们现在就觉悟到书籍的质量才是长盛常销的保证，也已经找不到一支可靠的著作家队伍，何况他们现在还在热衷于靠攒书和炒作实现发财梦呢。
对著作家的刻薄是有数可考的。写书不如编书，编书不如书商卖书的状况是一个让人难以接受，却又不得不接受的现实。出版界若继续这种刻薄作者的办法，要想培育一支高质量的著作家队伍决无可能。而高水平的著作家才是当前出版业最为缺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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