宁波城月湖之滨的天一阁，是国内现存最古老的藏书楼之一，距今已有430多年的历史，素有“南国书城”之盛誉，堪称亚洲现存历史最悠久的私人藏书楼，也是世界上现存最古老的三个家族图书馆之一。
天一阁的主人名叫范钦，字尧卿，号东明。明嘉靖十一年（1532年）进士，做过湖广隋州知府、江西袁州知府、广西参政、福建按察使、云南右布正使以及陕西、河南等省的地方官。后来又巡抚南赣汀漳诸郡，宦迹遍布半个中国，直至官升兵部侍郎。范钦生性耿直，不畏权贵，曾顶撞过权倾朝野的武定侯郭勋，因此蒙受冤狱。后在袁州知府任内，因秉公执法又得罪了权臣严世藩，为了避祸，辞官还乡。
回到宁波后，范钦建造了藏书楼。范钦爱书成癖，在做地方官时，每到一处总是留心搜集当地的公私刻本，对无法买到的书就雇人抄录。经史百家之书，他兼收并蓄，不厚古薄今，尤重视当代著作和文献的收藏，如《军令》、《营规》、《大阅览》、《国子监监规》、《武定侯郭勋招供》等官书，属当时的“内部资料”，一般藏书家即便有意收藏，也决非轻易可以觅得。
在范钦的藏书中，明代地方志、政书实录、明人诗文集及历代科试士录，占了很大的比重，并汇集了许多有价值的碑帖，其中著名的是北宋拓本。范钦同邑另有位藏书家丰坊，范钦与之交往甚善，常去丰坊的万卷楼借阅抄录。后万卷楼不幸遭受火灾，丰家无意续藏，劫余之书多让归范钦。
范钦的藏书楼原名“东明草堂”。当时宁波有许多藏书楼，先后遭受兵火破坏。范钦想，兵灾无法避免，火灾可以防止。为了防止火灾，范钦费尽苦心，查阅了许多书本，最后在《易经》中看到有“天一生水，地六成之”这句话而受到启发，认为书最怕火，而水能制火，把藏书楼取名为“天一”就能以水制火使藏书楼永久保存下去而不被火所毁。所以，他在建造藏书楼时，上通为一取“天一生水”之意，下分六间取“地六成之”之意，同时在楼前掘一池，用以蓄水防火。池中的水与东面的月湖相通，久旱而不干，池名为“天一池”，天一阁由此得名。
至于天一阁藏书楼，能够历时440余年仍保存完好，这与范钦生前作了周密安排、定下严格规矩有关。范钦一直活到80岁，临终时他把大儿子大冲和二媳妇（次子大潜已故）叫到榻前，把遗产分成两份，一份是白银万两，一份是全部藏书。结果，大儿子大冲体察到老父心情，继承了藏书，被后人传为佳话。此后，天一阁所藏的书籍不再作为财产分配，而归家族共同所有，并形成了与家族公有制相适应的严格的管理制度。“代不分书，书不出阁”，要看书必须各房子孙云集，方能开锁入阁。范钦的后代对天一阁藏书的保护制订了许多严格的禁约，如规定抽烟喝酒后切忌登楼，不准擅领亲朋好友开门入阁及留宿阁内，更不准擅自将藏书借出外房及他姓者，凡违者处以不能参加祭祀祖宗的大典的惩罚。据文献记载，1908年，时隔建阁300余年后，著名学者缪荃孙随宁波知府去天一阁看书，范氏后人以礼相待的同时，一再言明要“不携星火”，足见范氏家族对防火制度执行之严，即使当地知府概莫能外，这也是天一阁能免遭火灾的真正原因。时至今日，天一阁楼梯边仍挂着一块“烟酒切忌登楼”的大字禁牌。
另据记载，嘉庆年间，宁波知府邱铁卿的内侄女钱绣云是一个酷爱读书的聪明才女，为求得登阁读书的机会，托邱太守为媒与范氏后裔范邦柱秀才结为夫妻，婚后的绣云满怀希望，以为这下可以如愿以偿了，但万万没想到，已成了范家媳妇的她还是不能登楼看书，因为族规不准妇女登阁，竟使之郁郁含恨而终，遗命夫君将她葬于阁边，愿以芳魂与书作伴，了却她另一种“青灯黄卷”的夙愿……这一悲剧足以说明禁约的严格。
然而，世代规约不是一成不变的，第一位破例登上天一阁书楼的外姓族人是明末清初的思想家黄宗羲。黄宗羲由于人品、气节、学问在当时受到全国思想界、学术界深深钦佩，在范氏族人范友仲的帮助下，出乎意料地得到范氏家族各房破规同意登阁阅览。黄宗羲不仅细细阅读了天一阁藏书，还为天一阁藏书楼整理编目作出了贡献。他还专门撰写了一篇《天一阁藏书记》，文中说：“常叹读书难，藏书尤难，藏之久而不散，则难之难矣！”对天一阁藏书能保持日久深表赞叹，天一阁由此蜚声于学术界。从这以后，天一阁有了一条可以向真正的大学者开放的新规矩，但这条规矩的执行还是十分苛严的，在此后近200年的时间内，获准登楼的大学者也仅有十余名，他们的名字都是上得了中国文化史的。
虽然天一阁在当时的文化界名声远扬，如清代学者阮元说：“范氏天一阁，自明至今数百年，海内藏书家，唯此岿然独存。”但是，真正奠定天下第一楼崇高地位的却是乾隆皇帝。乾隆三十八年，朝廷诏修《四库全书》，向天下征书，范钦八世孙范懋柱进呈天一阁藏书638种，朝野震动，乾隆大悦，赋诗曰“四库广搜罗，懋柱出珍藏”，并赐《古今图书集成》以示褒奖。他还下谕昭示天下：“藏书家颇多，而必以浙之范氏天一阁为巨擘。”毋庸置疑地将天一阁推至藏书第一家、天下第一楼的宝座。除此之外，乾隆亲自下旨皇家四库七阁无一例外都要仿造天一阁建造，于是天一阁名扬天下，其建筑式样、藏书特色、保护措施、管理模式乃至命名方式都成为各地藏书家纷纷效仿的对象。
天一阁原有藏书七万余卷，从明末战乱起始大批散失，到清康熙时阁中所藏明实录已佚其半。乾隆时修《四库全书》，又从天一阁调走六三八种图书，以后多未发还；一八四○年鸦片战争中，英军占领宁波，从天一阁掠走地理舆图数十种；一八六一年太平军进驻宁波，当地盗贼乘机窃走大批图书，论斤贱卖给造纸商人，珍贵书籍成了造纸原料；民国初年，江洋大盗薛继渭与不法书商相勾结，又盗去藏书一千余部。经过这几番劫难，至建国前夕，除去清代御赠的《古今图书集成》外，天一阁原藏书只剩一万三千多卷，仅为鼎盛时期的五分之一。
为保护这一宝贵的文化遗产，各方人士作了很多努力。周恩来总理在全国解放前夕，专门指示南下大军保护好天一阁。建国后，中央政府全面加强了对天一阁的保护工作，陆续搜集了散存在民间的天一阁原藏图书3000多卷，许多私人藏书家也将自己的珍藏捐给天一阁收藏。目前，天一阁藏书已达30万卷，其中古籍达20万卷，善本书有7万余卷。
余秋雨先生曾这样说过：“不错，它只是一个藏书楼，但它实际上已成为一种极端艰难、又极端悲怆的文化奇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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