尼古拉斯·斯特恩（下图左一）自2000年7月起，出任世界银行高级副行长兼首席经济学家。1994年以前，他主要从事学术研究，曾在英国伦敦经济学院、牛津大学、沃里克大学、美国麻省理工学院、法国巴黎埃库勒理工学院、印度统计学院和中国人民大学讲授经济学，并担任其中一些院校的首席经济学教授或经济学研究中心主任等职。此外，他还担任多家工商企业、政府机构和国际组织的经济顾问。从1994年至1999年任欧洲重建和发展银行首席经济学家。斯特恩的主要研究领域是经济增长、税制改革、公共政策和国家的作用、转型期经济及经济理论等。斯特恩毕业于英国剑桥大学，后又在牛津大学获博士学位。
记者：今年以来，世界主要经济体经济增长同时放缓，“9·11”事件更使不景气的全球经济雪上加霜。11月中旬，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又下调了其对今明两年世界经济增长率的预测。您对此怎么看？
斯特恩：目前，全球经济增长减缓的趋势相当严重。这一点已非常明确。全球经济增长的三个主要“发动机”——美国、欧盟和日本的经济全都表现疲软。这还是20年来第一次。目前，世界上经济发展最强劲的是中国和印度，但在发达国家里却没有能带动经济增长的“发动机”。今年，全球贸易增长经历了现代最严重的减速，从去年增长13％下跌到今年的1％。发展中国家面临出口需求增长率骤降10个百分点的困难，严重制约了其今年的经济增长。去年发展中国家的增长率是5.5％，今年可能只有2.9％。遭受打击最严重的是拉美、东亚和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的国家。
明年发达国家的经济增长率大约在1％上下，而贫穷国家的增长率可能接近4％，大大高于发达国家。20世纪整个90年代，发展中国家的增长率都明显高于发达国家。
今后6个月，美国经济仍将处于困难阶段。今年第四季度还会是负增长，明年上半年可能徘徊在零增长状态。但从目前算起，6至8个月后，美国经济可恢复增长。可能的情形是欧盟经济明年首先恢复增长，带动美国经济复苏。美国经济一旦复苏，工业生产的上升可能较为强劲，因为美国产业已经采取了重大的调整措施。经济开始复苏后，劳动力市场也会有迅速反应，就业情况将发生好转。美国明年的增长率可能在1％左右。
欧盟经济并没有陷入衰退，只是增长缓慢。他们明年的增长会比美国快一点，预计在1％到1.5％左右。估计进入2003年后，全球发达国家的增长率可恢复到3％或更高。日本经济明年仍难复苏，估计维持在零增长，甚至负增长状态，很有可能陷入另一次衰退。他们的当务之急是要控制价格下滑和通货紧缩趋势。日本政府已经采取若干货币政策来应对这一问题。
鉴于美国、欧盟和日本是世界经济的三大“发动机”，对全球其他地区经济增长具有关键性的影响，所以这三家的政府应该采取各种必要措施促进经济增长。
从中长期看，世界经济的前景是乐观的。20世纪90年代美国生产率大幅提高的趋势今后还将继续，而且会扩展到欧盟和日本。那个时期发展中国家的增长速度，显著高于发达国家。主要原因是他们在国内实行了改革政策和贸易多样化，贸易在本国经济发展中的重要性提高了。很多发展中国家还减少了对波动较大的资本流动方式的依赖，增强了抵御外部负面冲击的能力。这使我们可以预期，当这一波经济增长低潮过去之后，一旦全球经济开始复苏，这些发展中国家将重新进入一个速度较高的发展时期。2003年的情况会比2002年更好。从总体上看，新世纪的头10年又将是一个全球经济发展速度较快的时期。
记者：有一种说法认为“9·11”事件使美国经济陷入衰退。您如何评估“9·11”事件对美国乃至世界经济的影响？
斯特恩：“9·11”事件对美国经济陷入衰退确有影响，但我不赞成把“9·11”说成是使美国经济陷入衰退的主要原因。纵使没有“9·11”，美国经济也已经连续数月下滑，到了衰退的边缘。“9·11”把美国经济推入了衰退，而且可能使美国经济的复苏延迟6个月。
记者：在这次衰退到来之前，美国经济保持了历史上最长的繁荣期。那时候有些经济学家提出“新经济”改变了经典经济学，经济周期不复存在。现在是否可以就这个争论做个结论了？
斯特恩：20世纪90年代美国经济获得高增长和高劳动生产率，确实有不同于前二三十年代经济增长的原因，包括高科技的迅速发展，更具灵活性的资本市场和劳动力市场，大规模吸纳技术移民，以及强有力的宏观经济政策等。这些新因素的综合作用，促成了经济的持续增长。但不能因此就认为经济周期不复存在了。因为在经济上升的时期，总有一部分人愿意相信高增长可以持久不衰，因而出现投资热情过高的倾向。一旦增长不如预期，他们的投资热情便迅速消退，经济就会放缓。所以，有过热就会有衰退。当然，由于现在主要发达国家的宏观经济政策比较有力，周期性起伏可以不像以前那么严重。但只有当人们都能在经济上升期保持理智，不出现投资热情过高的情况时，经济周期才会消失。不过我相信，在经济扩张期，热情过高的投资者始终大有人在。因此，经济的周期性起伏不会消失，但我希望我们可以更好地控制这种起伏。
记者：有人说，这一次美国经济陷入衰退，部分原因是格林斯潘在1999年中至2000年11月初总统大选前这段时间连续6次升息，给经济增长泼冷水。但也有人说，幸亏格林斯潘当初几次提高利率，控制住了经济过热的程度，否则这次衰退将更加严重。您认为格翁近几年的升息和降息行动是对“更好地控制这种起伏”的贡献吗？
斯特恩：刚才我说到宏观经济政策比较有力，主要是指美国的情况。美国的货币政策反应相当灵敏。美联储能随时对经济作出反应。但他们对经济的认识也在与时俱进，很清楚20世纪90年代美国经济的持续增长得益于生产率的提高，所以在近10年的经济扩张期中，美联储并没有过早使用利率手段对强劲增长进行干预。美国的财政政策也相当有效。由于他们在经济扩张期加强了财政基础，所以当经济开始放缓时，政府就有能力调整财政政策，刺激经济。
美国经济整个90年代保持了强劲增长，这不是凭空得来的，必定有它的道理，其中就包括美联储对利率的处置得当。我们应当承认格林斯潘对此是有贡献的。我个人认为，美国这次历史上时间最长的经济增长期总是要结束的，结束的主要原因就是景气过热，投资过度。
你当然可以用提高利率的办法来冷却投资者的过度热情，但是不可能做到使所有头脑发热的投资者都冷静下来。与此同时，证券市场上资产值（股票）被严重高估。加上2000年下半年世界石油价格很高，产生通货紧缩的压力。2000年底，这几个因素合到了一起，经济放缓就势所难免了。在这种情况下，美联储也没有办法制止经济放慢的趋势。
这里有一个很重要的经验教训，那就是对任何一个政府来说，在经济发展较快的时期，都必须注意增强实施宏观经济政策的能力。这样，当经济陷入困难的时候，政府就有能力进行调控。欧洲也是一个成功的例子。由于此前国家财政基础得到了加强，现在才有可能让财政政策中的自动稳定因素发挥作用。反观日本，由于它在过去多年里积累了太多的债务，现在政府就没有能力出台财政政策刺激经济。所以我总是说，“使微观经济处于良好状态是最好的宏观经济政策”。
记者：刚才您说到经济周期仍然存在，但我们可以更好地控制这种起伏。中国经济已经连续20多年快速增长。中国应该如何控制这种周期性的起伏呢？
斯特恩：中国经济已经保持了多年的持续增长，如何维持这一势头是对中国的挑战。我想，一方面应该使宏观经济保持健康的状态，同时要继续加大微观经济的改革力度，因为微观经济改革可为经济增长提供机会和弹性。
当然，中国经济也不可能置身于目前严峻的国际经济形势之外，尤其是明年，中国经济可能会更多地感受到世界经济放缓的压力。但我认为，加入世贸组织为中国提供了新的巨大机会。中国领导人为入世做了大量准备工作，应该向他们祝贺。近20年中国经济能够快速发展，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经济的对外开放，因此入世为中国经济继续强劲发展带来了新的机会。
今后10年，中国很有希望保持7％的年增长率。现在重要的是要深化对外开放，同时创造条件让民营经济有一个大的发展。当前迫切需要做的是迅速、有效地对经济进行调整，使之适应入世后的形势，包括按照世贸组织的要求规范市场运作和金融系统等等。中国领导人在这个问题上的态度是鲜明的。要保持中国经济今后10年持续快速增长，关键是要抓好微观经济结构的调整。中国在实行负责任的宏观经济政策方面保持着良好记录，因而在经济放缓的时候，财政政策中的自动稳定机制能够较好地发挥作用，而政府可以把精力集中在改善微观经济和结构调整方面。我愿意再次强调这样一个观点：“让微观经济保持良好状态是最好的宏观经济政策”。
记者：这一次发达国家的经济衰退，很快波及到了发展中国家。是不是因为全球化推进得太快了，使衰退获得了“传染”的捷径？
斯特恩：我不认为是全球化造成了这些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困难。从过去10年的实践看，凡是努力参与国际贸易的国家，大都获得了较高的经济增长。两者之间的关系是很密切的。在这方面，中国和印度是两个最有说服力的例子。中国在过去20多年里大力参与全球贸易，加上其他改革措施，实现了经济的快速发展。墨西哥、越南、乌干达等发展中国家也有类似的成功经验。全球化的困难在于还有很多国家没有能够参与进来，如非洲撒哈拉以南地区的大多数国家。他们的发展缓慢不是全球化造成的，而主要是因为他们内部的管理仍存在不少问题。所以国际社会应该关注和帮助这些国家解决经济发展中面临的困难，帮助他们把经济恢复到比较健康的水平，不但增加国内生产，也增加出口。当前，发达国家尤其需要努力降低农业壁垒，推进纺织品的谈判时间表，并在反倾销问题上达成一致。这些都是贫困国家发展贸易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世界银行一直在为此而努力。无论如何，发展中国家都不应拒绝参与全球化进程，否则将使穷国更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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