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佳洱：家庭、学校教育所给予我的

摄影：侯艺兵

记者：您的父亲是老一辈著名儿童文学作家陈伯吹，父亲对你成长过程的影响大吗？

陈佳洱：挺大的。我父亲陈伯吹12岁丧父，家境很苦，很早就担起祖母和一家人的生活重担。他从事教育和写作一方面是因为有乐趣，一方面也是生活所迫。

父亲其实很爱科学，如果不是生活原因，也会走科学道路。他写过不少科普作品。我是独生子，小时父母对我的教育真是用心良苦。父亲常把他收藏的《儿童世界》等画报和儿童图书给我看，给我讲科学故事和科学童话，告诉我科学对人类社会的进步来说是非常崇高的事业。记得6岁时一个阴雨的傍晚，我被窗外的电闪雷鸣吓得大哭，因为听隔壁老奶奶讲，天上打雷是雷公发火，要劈不孝的人。父亲把我搂在怀里，告诉我打雷是阴电和阳电相遇时放电的结果，并用两手相击演示，这激起了我的好奇心。父亲索性找来玻璃板，用书架在桌面上，又让母亲剪了一个小纸人，放在玻璃下面，用擦眼镜的绸布包在一个积木块上，快速在玻璃板上滑动，玻璃板下的小纸人竟上下舞动起来，我看呆了，不禁拍手叫好。那晚爸爸又乘兴给我讲了许多关于电的常识。

父亲的有心在我幼小的心灵里种下了爱科学的种子。上小学时，他曾带我去电影院看《发明大王爱迪生》，我读寄宿制的中学时，有一天他得知电影院放映《居里夫人》，马上放下手头的工作，到学校接我去看，我和父亲都没有想到，从此居里夫人对我一生的志趣、信念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我的母亲吴鸿志是师范学校的钢琴教师，伴随我长大的还有母亲的歌声和琴声。

记者：这样好的家庭教育环境除了给你知识的启蒙，恐怕也影响到性格的形成。你给人的感觉特别温和宽厚，这对于科学研究所需要的合作精神很重要。

陈佳洱：有关系吧。父母给了我和睦、民主的家庭气氛，他们博爱的心胸对我也有一种潜移默化。我的叔父也是由父亲供养上学，陈佐洱、陈佐煌是我叔父的两个儿子。陈佐煌当年一个人到北京考音乐学院，也得到了父亲的鼓励，我和父亲一起送他去参加考试。

科技创新有了目标，最重要的就是协作。我已不在北大工作，但我们那个科研集体没有散，就是因为大家都舍不得“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那么好的一个协作集体，正是由于大家取长补短，共同跃进，才创造出具有世界水准的成果。把追逐个人名利放在第一位的人，无论多有才华也没有用。

记者：学校教育对你真正走上科学道路又是什么样的影响呢？

陈佳洱：应该是决定性的影响。印象深的是我就读的上海位育中学，当时的校长是陶行之先生的学生，学校秉承了许多陶行知的教育思想，每年都举行科技节，展示学生的各种发明创造。比我高一班的同学用自制无线电发射台播音，我在家里也能收到，真是佩服。我和我的同学后来发起创办了叫《创造》的刊物，发表自己的作品，翻译《大众科学》等外文刊物上的文章，自己印发。当时中学生自己办刊物的并不少见，但办科学类是独此一家。为此还有记者来采访我们，我写的文章《我们是怎样出版创造的》，还配发编者按，登载在当时的《大公报》上。

如果说父亲给予我科学的启蒙，真正把我领进科学大门的是学校和许多教过我的老师。特别在大学时期，我有幸跟随了王大珩、朱光亚、吴式枢、余瑞璜等一批名师。当时任系主任的王大珩先生，不仅学术精湛，在教学上的一丝不苟的严格和严厉都是出了名的。他带实验特别强调自己动手，不合格的作业必退，我们都有几分怕他。谁在他那里得一个5分，要请大家吃花生米，我曾因连请吃三次花生米而骄傲。朱光亚先生的课总是要先提一堆问题，然后由浅入深，引人入胜，听了要出神的，他带我做的毕业论文内容是研制国内第一只薄窗型杯的β射线计数管。吴式枢先生讲课没有半句废话，逻辑严谨得不得了。老师们言传身教，所传递的不仅是知识，还有思维方式；不仅教会了我们怎样去思考，更重要的是教会了我们怎样去做人，每一个眼神都是一种启发，这种教益是任何现代的信息网络手段所不能代替的。

记者：在采访李正道先生、王大珩先生的时候，他们都谈到过这样的观点。因此在实施“长江学者计划”时，我们主张对所聘教师的第一个要求就是要到一线教课，特别是本科生的课。

陈佳洱：因为我是王大珩先生的学生么！我一向认为老师带学生最主要的不是要给他职业的培训，为他以后谋生做准备，而是要教会他怎样去做人，使之具有全面发展的素质。学校教育和社会活动影响了我的世界观的形成，影响了个人对社会、对全人类的责任感。我一解放就入团，18岁入党，始终认为人活着最有价值的事就是让社会因为他的存在而更美好。在这方面，我最佩服居里夫人，她是那么热爱科学事业和她的国家，是彻底的爱国主义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