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曾经报道并一直关注的《大学英语》系列教材盗版与反盗版的斗争最近传来了两条值得关注的讯息:一是北京通州区检察院即将对该地区一印刷厂大量盗印《大学英语》系列教材案的涉案人员提起公诉,这是继武汉地区《大学英语》盗版案以后,第二起因盗印《大学英语》系列教材受到刑事处罚的案例;另一条是,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为防盗版重新设计包装的《大学英语》系列教材新版本刚上市,新的盗版本在上海、河北、河南、浙江、山东、湖南、安徽等地又出现了。一边在打,一边还在盗,盗版教材何以有那么顽固的市场?
谈起这些年打盗版的经历,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打盗版”办公室的两位专职人员一肚子的苦水。从九十年代初以来,围绕《大学英语》系列教材开展的盗版与反盗版斗争已持续了十年。十年来,该社每年都接到来自全国各地的举报电话或信件数十起,而根据举报线索进行追查大都能人赃俱获。但要想查出幕后的作案人又谈何容易,一句“是一个拖黄鱼车的人送来的”,或者随便编个人名,就让你想查也查不下去。这几年为掌握证据,出版社从各地买下了一大堆盗版的《大学英语》,但查处的结果却远远抵不上出版社为打盗版花费的人力和物力。据统计,该社仅近两年每年被盗版教材挤占的市场分额就有近6000万码洋。不仅著作权人、专有出版权人、合法经营者以及广大消费者的权益受到侵害,国家税收也大量流失。
也有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查个水落石出的,但处罚结果却让人感到虎头蛇尾,难以让那些盗版者洗手不干。一些有识之士指出:打击盗版亟须加强惩治力度,只有在建立了严厉的法制、运用重典惩罚违法行为之后,才能形成正常的市场规范和道德标准。
教材盗版是一种公害,腐蚀着高校的机体。
盗版教材屡禁不止,除了有暴利,还因为有市场。盗版教材瞄准的是学校这个大市场。近几年,盗版教材能在一些高校大行其道是与这些学校的某些部门或个人有利可图分不开的。已被媒体多次曝光的武汉地区一些高校让学生使用盗版教材一案,便是某些高校的教材科管理人员经不住高额回扣的诱惑,避开正规进货渠道,而从非正规渠道购进盗版教材,致使大量盗版教材涌入课堂。中央有关部门曾为此多次发文,制止各地高校教材科从非正规渠道购进盗版教材,但据了解,近年来仍有一些高校教材科的人顶风作案,只是手法变得隐蔽起来,他们瞒天过海,采用多头进货,真假掺和的办法掩人耳目,学生手上的书真假都有,使查处变得十分困难。
除了社会上专事盗版的犯罪分子向学校倾售盗版教材外,还有为数不少发生在高校校内自盗自用,就地消化的盗版教材。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每年接到的举报电话和信件中有不少是这种类型。这些盗版教材一般在学校的印刷厂印制,他们堂而皇之地采取拿来主义态度,更换封面、扉页和版权页,内页用小胶印处理,然后卖给学生使用;更有甚者,个别高校盗印《大学英语》时干脆换上封面后署上了自己的名字……
据了解,《大学英语》系列教材被盗版并非是一个孤立的事件。在各地已查获的盗印厂中,常常发现同时被盗印的还有其他高校的教材,如华师大的《大学语文》、高教社的《高等数学》等,有的印量还不小。有业内人士提醒,盗版教材不仅在高校存在,面向高初中、小学学生的盗版教辅、教参和自考书也有很多。看来,打击盗版教材问题值得引起各有关方面的重视。
让学生使用盗版教材是与高校推进精神文明的宗旨背道而驰的,也与知识分子保护知识产权的意识格格不入。中国在进入WTO以后,高校应带头规范自己的行为,向盗版教材宣战。如果高校扎紧了篱笆,盗版教材没有了销售市场,盗版源头自然就会枯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