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界有学魂，军界有军魂，译界自当有译魂。魂者，器局、操守、风骨也。所谓译魂，它集中体现在外文的译者、编者和出版者身上。
近现代的中国文学翻译发端于林纾、严复、辜鸿铭等，而鲁迅、瞿秋白、耿济之、曹靖华、卞之琳、巴金、汝龙等则紧随其后，他们不避艰险、百折不挠，像窃火的普罗米修斯，将域外的优秀文学络绎不绝地翻译引进到积贫积弱、夜色如磐的旧中国，带来光明、传播真理，影响和教育了一代又一代中国人，其势头一直延续到新中国建立之后。不用说，翻译、介绍的重点自然是旧俄和苏联文学。尽管10年前苏联即已解体，苏联文学随即打上了句号，“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已成为文学史上的名词。可是，谁能忘却聚集于“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旗下的高尔基、阿·托尔斯泰、萧洛霍夫、爱伦堡、法捷耶夫、绥拉菲莫维奇、西蒙诺夫等文学巨匠的名字及其不朽之作呢？因为他们的作品同样给我们带来了光明，传播了真理，促进了中国社会的进步和发展。当然，我们更不应忘记翻译这些作品的周扬、夏衍、草婴、水夫等前辈以及出版译作的出版社。与此同时，我们亦不会忘记欧美文学和一些被压迫民族的文学作品的翻译和出版，同样记住傅雷、季羡林、萧乾、叶君健、陈原、李芒等人的名字，他们将人品和译风融注于一部部文学名著之中，读其译作仿佛能触摸其崇高、正直、怀抱人类之爱的灵魂，令人肃然起敬。
1976年，被禁锢10年的中国翻译界一朝“解冻”，迎来了翻译的春天，并日渐显示出勃勃生机。行文至此，不能不说说《译林》及其后成立的译林出版社。诞生于20年前的《译林》，几乎与国家的改革开放同步。它一问世，就以无私无畏的气概冲破了“文革”的思想桎梏，刊发了众所瞩目的翻译小说《尼罗河上的惨案》，虽然险遭封杀，却守志不移，坚持了自己的追求。这使《译林》拥有了越来越多的读者。在他们的拥戴和支持下，《译林》风雨兼程，20年间，由译界的柔弱幼林成长为气势壮阔的一片蓊蓊郁郁的林莽。它成了读者认识世界，了解别种文明，吸纳异域先进文化的一个重要阵地，其影响已遍及寰中并扩展海外。这些年来，《译林》和译林出版社一本超前意识和精品意识，树起“一流作家、一流作品、一流翻译”的标尺，向读者源源不断提供了大量在世界文学史上有地位有影响的作家代表性作品。这些作品题材不同、流派纷呈、风格迥异，极大地丰富了读者的阅读范围和阅读层面。不仅如此，他们关注的目光还兼顾到现当代外国文学的介绍和出版，其中既有格调高雅、艺术精湛的纯文学，也有故事情节跌宕起伏、扑朔迷离、可读性强的流行（畅销）小说。以美国文学而言，他们在出版德莱塞、塞林格等大师作品的前后，还适时地推出了西德尼·谢尔顿、迈克尔·克里奇顿和格里森姆、埃里奇·西格尔这样一些流行小说作家的作品，以最快的速度，让读者通过他们的作品近距离地知道美国社会的最新变化，将其政治思想、意识形态、真善美和假恶丑呈现在读者面前。《译林》审慎选择、不降格以求、不趋时、不媚俗的作法，始终维护了杂志和出版社在读者中的信誉，取得了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的“双赢”。
多年来，作为《译林》的忠实读者，除了一般意义上的从中获益外，我还特别关注译作的艺术魅力、流派和文体风格，并借鉴、汲纳入我的作品之中。我对它的热爱也就不言而喻了。进入新的一年，我相信《译林》和译林出版社将继往开来，坚守译魂，而且相信整个译界也都能坚守译魂，使外国文学的翻译有更加鼓舞人心的发展和繁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