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70年代末，在经历了“文革”十年的禁锢，十年的书荒刊荒后，为了满足国人精神上的极度饥渴，一大批期刊如雨后春笋般地涌现出来。二十多年后的今天，随着中国社会发展的风云变幻，当年的一些期刊如今已不复存在，不少期刊在苦苦挣扎，也有许多期刊走向成熟，成为著名的品牌，甚至还催生了新的期刊或出版社。在外国文学领域，《译林》因其准确的读者定位，自1979年创刊起便一直在高雅与通俗、传统与创新之间求得微妙的平衡，成为外国文学园地中一枝奇葩。由《译林》杂志基础上发展起来的译林出版社，也已成为外国文学和翻译图书出版方面的一支生力军。《译林》现象确实令人刮目。《译林》出满一百期了，作为“译林人”，此时此刻，我们感到欣慰，也感到了压力。
欣慰的是，《译林》得改革开放风气之先，率先以文学作品为国人打开了一扇了解当今国外社会方方面面的窗口。在二十多年的成长历程中，虽历经风雨，但以其独特的风格品位和顽强的生命力，最广泛地获得了中国文学爱好者的首肯和喜爱，屡获包括期刊界的最高奖——国家期刊奖在内的各种荣誉和奖项，自创刊起发行量一直在外国文学期刊界遥遥领先。《译林》已成为一个响亮的品牌。
感到的压力是：近年来国内期刊界内部竞争空前激烈，市场化趋势日益加强；以信息化网络化为代表的高科技日益走入常人的生活，使学习、休闲、娱乐的手段更加多元化；越来越多的读者阅读的价值取向日益实用化，甚至功利化；同时，我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国外资本以各种方式的渗入也使中国期刊界的竞争更加激烈。尽管在近年来文学期刊界不景气的大环境中《译林》的发行量始终保持稳定，但“译林人”所面临的形势将越来越严峻，如果不能保持清醒的头脑而沾沾自喜、固步自封，那么在不久的将来，《译林》就很可能好景不再。
对百期《译林》，人们可以从不同的角度总结出许多特点。但我们深知《译林》最本质、最重要的特色是可读性，这是《译林》的生命线。在20世纪70年代末极“左”思潮尚未肃清之际率先大力提倡可读性，是“译林人”的勇气、胆识和创造。强调这样的可读性即脚踏实地地针对读者的兴趣，面向读者，面向市场，是《译林》迄今成功的法宝。俗可以有可读性，雅也可以有可读性；外国作家的作品可以有可读性，中国学者作家写的文章也可以有可读性，只要这种可读性是健康向上的。可读性是针对具体读者而言的，是具有广义而丰富的内涵的。强调可读性意味着面对现实，不符合中国国情的作品，会给读者、社会和刊物自身带来危害，所以绝不应该推介给读者，更谈不上可读性，“译林人”自然要自觉加以抵制。对于绝大多数中国读者而言，文学的可读性中包含着新颖生动、妙趣横生、引人入胜的故事，新的题材、新的人物形象、新的社会生活领域、新的思想价值观念、新的生活知识与方式、新的故事结构、新的表现手法和较高的格调与品位。对于中国作家和中国的外国文学研究者而言，及时反映世界文坛最新信息、动态、现象与发展趋势，热点事件、人物与作品，热门话题，新的创作技巧、手法与流派的文章，是他们急于想看到的，因而具有较强的可读性，而这样的文章要让普通读者也喜欢，通顺流畅，语言和写作风格的平民化，是必须的。《译林》不是专门办给某一层次的读者看的，而是要面向各行各业多层次的尽可能多的读者，因而《译林》上的每个栏目中的每篇文稿，尽管重点针对的读者不尽一致，但都应力求让尽可能多的读者感到具有可读性。《译林》讲究可读性，决不意味着不顾自己的风格与品位而一味迎合某类读者的趣味和嗜好。
可读性会不断随着客观环境和读者本身的各种因素的变化而变化。相同的读者在不同的时期，同一时期的不同读者，不同时期的不同读者，对刊物和作品的可读性的要求是不尽一致甚至是大不相同的。办刊者只有不断敏锐地捕捉自己读者群当下的兴趣和兴奋点，使自己心目中的可读性与目标读者心目中的可读性尽可能多地达到相似甚至重合，期刊才能具有永久的魅力。否则，长期固守某一时期赖以成功的特定的可读性理念，则会走上衰亡之路。
中国的现代化之路、改革开放之路是漫长的，中华民族了解外部世界的兴趣将是长久的，因而以“打开窗口，了解世界”为办刊宗旨的《译林》在理论上便有了长期存在的合理性。只要坚持《译林》的本质、传统与特色，同时顺应不断变化发展的客观环境，《译林》的前途就一定是光明的。这是百期《译林》成功的历史告诉我们的经验，也是《译林》今后不断发展壮大的原由所在。《译林》会有一个更美好的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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