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世瑜科大卫郑振满
近年来，随着我国经济发展和社会变迁，原来散落于城镇乡村的大量碑刻遭到了严重破坏。在全社会都关注文物保护的今天，这些碑刻的命运却令人忧虑。它们大多不是名家手迹，记载的多是民间生活，收藏价值或书法艺术价值不大；它们数量众多，如果全部保护起来，需要花费巨额资金，为文物机构力所不逮。因此，它们中的绝大多数或仍在旷野中栉风沐雨，或沦为民居中的垫脚石，还有的粉身碎骨踪迹无寻。但在历史学者看来，这些碑刻却是传世文献之外的史书、民间的历史档案馆。它们的损毁，是中国历史研究永远不可挽回的损失。
记者：据我了解，你们三位学者的共同特点是在自己的研究中大量利用民间碑刻材料，同时也积极倡导对民间碑刻的保护和整理。郑振满与加拿大学者丁荷生一起，对福建莆田地区的两千余块碑刻进行了拍摄、抄录和整理。赵世瑜对碑刻资料的搜集和研究主要在北京、山西、河北一带进行。科大卫早年在香港中文大学工作，当时曾对新界的碑刻进行了“地毯式”的搜索，以后又在广东以及更广的范围内搜集碑刻资料。通过对碑刻资料的研究，你们在传统民间社会的组织形式、民间宗教信仰体系的形成、国家与民间社会的关系等问题上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果。因此，能否请你们谈谈碑刻的价值？
赵世瑜：碑刻资料具有双重性，既反映区域社会和民间生活，也反映国家或地方性制度。立碑需要经过公众认同，碑刻所在的地点往往是社区的中心，如寺庙、祠堂等地，因此它所记载的是普遍承认的行为规范，可以反映特定时代特定人群的心态。
郑振满：碑刻提供了许多新鲜可信的资料，在传统社会，华侨被视为不守规矩甚至是犯法的人。因此，他们在海外的行为，大陆的文献资料都没有记载。而实际上我们的华侨曾经创造了中国历史的海洋时代，这些在我国东南沿海和东南亚地区的民间碑刻中都有反映。
赵世瑜：碑刻资料进入历史学工作者的眼界是个必然的过程。过去历史研究的重点在于国家政权和军政大事，现在我们同时关注历史上普通人的生活，碑刻资料便成为一宗宝贵的财富。其实，老一辈史学工作者已开始关注民间碑刻，著名史学家傅衣凌先生生前就主张，社会经济史的研究不能只从书本出发，而要注意碑刻等民间材料。20世纪50年代我国史学界对资本主义萌芽问题进行讨论时，一些学者就利用了江苏地区和北京会馆的碑刻资料，因为它比较具体而真实地记载了当时的工商业发展等情况。
科大卫：要想推动历史研究的进步，从碑刻中发掘新史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途径。历史研究必从材料出发，因此其意义不仅在于提供更多的研究内容，而且也可以引发方法论意义上的革命。我建议，史学工作者都应当重视碑刻这一宝贵的民间资料，走出图书馆，到田野中去汲取新鲜材料。
记者：通常只有那些珍稀碑刻才为文物保护机构所重视，对此，三位学者指出，首先应当树立全新的观念，从史料价值的角度来看待这些碑刻。在现有的经济条件下，难以做到全面保护和收藏民间碑刻，请问，你们认为应如何寻求具有现实可行性的保留碑刻记载资料的办法？
赵世瑜：从现在的文物保护观点来看，值得收藏的是那些名人所题或书法水平较高的碑刻。更多的碑刻虽具有史料价值，但是未能得到保护。例如，很多地方都有碑林，其目的大都在于展示书法和诗文，发表出来的拓片往往不收碑阴的题名和边款。应该说，这样的保护工作对研究艺术史更有帮助，对于社会生活史则不足。
郑振满：在资金短缺、没有相应管理机构的情况下，将所有的碑刻原物保存固然是理想的目标，但有较大难度。我们力所能及的事情，就是全面搜集和整理碑刻资料并出版发行，为研究工作服务。
科大卫：目前我整理出来的碑刻材料已经得到发表，而郑振满已整理好的材料则由于缺乏出版经费而搁浅，因此我也想借此向政府呼吁，给予碑刻整理工作以资金支持。
记者：现在，已有一些地方博物馆开始对碑刻进行保护和整理，工作人员将重要的碑刻收集到一处，或者抄录碑刻上面的重要内容。你们对这一做法怎么看？
赵世瑜：我们有个一致的看法，那就是如果缺乏科学方法，这些工作对碑刻的史料价值会产生破坏作用。从史料价值来看，所有的碑都重要，碑上的所有内容都重要，所以不存在什么“重要碑刻”和“碑刻上的重要内容”。
科大卫：对碑刻的搜集整理和考古一样，需要保持其原貌，因为碑通常是一组，如果随便移动，它们彼此之间的关系就看不清楚了。
郑振满：碑刻的地方性很强，抄录时需要标明所在地点，甚至要具体到哪个村庄的哪个庙。
记者：对于民间碑刻目前的状况，你们有什么需要告诉读者的吗？
赵世瑜：我们对目前的现状非常担忧，在如此快的建设速度之下，我们这一代人看过的碑刻，下一代人可能就看不到了，实际上它们消失的速度可能还要更快。
郑振满：确实，经济建设是社会发展的必然要求，但是，由于人们对历史认识的滞后性，当碑刻资料的价值彰显的时候，可能已经太迟了。
科大卫：当我们深入研究和探讨中华文明的发展过程时，不要忘了这些默默无闻的民间档案馆，因为每一块碑都有可能告诉我们一个故事，一段人生，甚至是一个社会。
（摄影∶张小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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