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伟林《论20世纪中国小说的三种形态》：中国20世纪小说基本由三种形态构成。一是意识形态的宏大叙事，也大致可以理解为通常所说的现实主义小说。它的主导意向是现代化，目标是通过小说这一艺术形式进行现代化启蒙。二是文化的民族叙事，它基本上属于现代主义小说，与意识形态的宏大叙事形成了双重变奏。三是语言的个人叙事，也就是通常我们理解的后现代小说。以上三种形态的小说，实际上反映了小说的三种倾向，即全球一体化、民族化和个人化。
——《南方文坛》2001年第6期
史铁生《写作与超越时代的可能性》：根据关注点的不同，我看中国的文学可分为三类。一是对生命（或生活）存有疑问，视写作为对生命价值的探问与寻求，对生活的匡正，这可以说是面对灵魂的写作。二是对社会的不公存有义愤，以写作来针砭时弊、伸张正义，是面对社会的写作。三是根据市场的需求而写作，或曰满足大众的娱乐。第一类虽在成长但并未壮大，第二类理所当然地受到大众的欢迎，但如火如荼的好像是第三类。
——《北京文学》2001年第12期
洪治纲《先锋文学聚焦》：作为一种历史性的动态过程，先锋文学从来都有着时间和空间的界定性，即，某种先锋文学的产生，都是针对此时此地的传统文学发展格局而言的。一旦先锋作家的某种探索成为一种恒定的叙事模式，也就意味着先锋已变成传统，它的先锋性便告结束。
——《小说评论》2001年第6期
阎连科《寻找支持》：故事可以道听途说，而文体却永远只能依赖创造。一种作家是在对文体精通之后，而转向故事，这不是倒退，不是因创新的疲惫而求助故事，而是生命的顿悟和智慧。还有一种作家，是在对故事的讲述无力之后而求助文体，这不是进步，不是探索，而是讲述中的困惑和无奈。
——《当代作家评论》2001年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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