萧统编著的《文选》，其影响不仅体现在学术研究上，更体现在对中国古代文学创作的影响上。唐代作家李白、杜甫、韩愈等无不从学习《文选》开始。唐以后，这种学习的风气愈加浓厚，《文选》成为学习古代文学的标本。同时，古代文学家和文学批评家也往往以学习《文选》为口号。因此，到了“五四”新文化运动时，钱玄同提出“选学妖孽”之后，“文选学”便成了新文学运动的讨伐对象。
虽然如此，以黄侃为代表的“文选学”研究仍然在艰难的环境中延续着古老的传统，并且取得了优秀成绩。黄先生对《文选》研究颇深，手批圈点，卓见迭出；黄焯据其批点重新整理、编辑成书，署名《文选评点》出版。
黄侃之后，对“文选学”作出卓越贡献的当数高步瀛。高氏有鉴于李善注文在后世屡遭羼乱、改窜，“精神面目皆已失真，而缀学之士，虽力为爬疏，终不能复其本元，”因著《文选李注义疏》，以恢复李善注原貌。高氏凭藉其深厚的学养才力，又充分利用了所能够使用的材料，阐明义例，区分鉴别，尽其能力使久已被羼乱的李善注得以渐近原貌。其成就为学术界所共鉴。可惜高先生因病去世，计划中的60卷，仅完成8卷，这是《文选》学研究的一大损失。
黄、高的“选学”研究，继承了清代乾嘉学风，但在材料的选择上，却能够注意使用新发现的写本、钞本，显示出新的研究倾向。黄、高以外，刘盼遂的《文选校笺》、《文选篇题考误》、徐英的《文选类例正失》、祝文白的《文选六臣注订讹》等，就《文选》原文篇题、编辑体例以及六臣注的疏误，进行批评。这些课题都还属于传统“选学”的内容。但研究者以专题论文的形式，集中讨论问题的态度，却已和旧“选学”有了区别。
1936年，中华书局出版了骆鸿凯的《文选学》。本书第一次从理论上对《文选》加以系统、全面的评介，对《文选》的纂集、义例、源流、体式等都作了专门的研究，对后人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因而有人称之为“新选学”的开山之作。
骆先生所进行的新研究，并不是孤立的，在此前后对《文选》的体例、编者等属于后来所称“新选学”内容的探讨，也有所进行。较有影响的如1946年朱自清的《〈文选序〉‘事出于沈思义归乎翰藻’说》，分析“沈思”和“翰藻”的含义和当时使用的情况，指出它作为《文选》收录标准的实际内容。另外一篇值得注意的文章是何融的《〈文选〉编撰时期及编者考略》，在这篇文章中，作者提出《文选》并非萧统一人编纂，而是在东宫学士的帮助下完成的；其次，作者还对《文选》的编纂时期作了大致的推定，认为当在普通三年（522）至普通七年（526）之间。这些观点直接开启了“新选学”的研究课题。
所谓“新选学”是日本学者在60年代提出的，以《文选》的编者、编纂目的、编辑体例、选录标准为主要研究内容，以区别于传统“选学”。其实中国学者骆鸿凯、朱自清等已启其渐。50年代以来，关于《文选》编者、选录标准等问题的讨论，更得到了加强。如殷孟伦的《如何理解〈文选〉编选的标准》、王运熙的《萧统的文学思想和＜文选＞》、郭绍虞的《〈文选〉的选录标准和它与〈文心雕龙〉的关系》等。但总的说来，80年代之前，中国的《文选》研究还处于零星的、不成系统的状态，80年代中后期才进入一个新阶段。由北京大学、长春师范学院等多单位联合所作的《文选译注》似乎是一个标志，而1988年在长春召开的第一届《昭明文选》国际学术研讨会，更是表明中国《文选》学研究步入一个新的时期。在此之后，又分别在长春、郑州等地召开了三届国际学术讨论会，并且成立了中国《文选》学研究会，表明中国《文选》研究已经国际化，而且进入了规范的、系统的研究状态。
就当前已经开展的工作来说，饶宗颐的《敦煌吐鲁番本文选》、屈守元的《文选导读》、周勋初整理影印的《文选集注》、罗国威的《敦煌本昭明文选研究》、胡大雷的《文选诗歌研究》、郑州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的《文选书录》、《中外学者文选学论集》、《文选学论著索引》以及本人的《昭明文选研究》、《文选版本研究》等，都代表了中国当代学者的研究成绩。
综上，20世纪前半世纪，“选学”研究比较沉寂；后半世纪，特别是80年代中期以来，“选学”研究日渐繁荣；更令人兴奋的是海外“选学”研究的兴起，如日本、韩国、美国等。特别是日本学者，在许多方面都有非常深入的研究，这是传统“选学”所不具备的，也是中国学术研究的目标和方向之一。
总之，当代的《文选》研究在许多方面都超越了前人：除了理论上的深入研究外，版本研究的范围也扩大到关于萧统《文选》30卷本原貌考察、李善注、五臣注版本源流递变、六家合并注本的产生及其演变、现存写钞本与刻本的对比研究等等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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