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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意的人文关怀

美术观察
2002-02-06 来源:光明日报 张晓凌 我有话说


近几年,史国良关于西藏题材的作品越来越受到社会的关注。气势宏大的构图,神态迥出的人物,墨色交融的画面,使人们再次领略到写实主义中国画所特有的魅力。史国良20世纪80年代在美术界已崭露头角,早期作品以扎实的写实功底,浓烈的生活气息和由此洋溢出的青春朝气,在汹涌而来的现代美术大潮中,为写实主义中国画争得了一席之地。经过数年坎坷生活的磨砺,史国良在八大、虚谷、弘一等大师精神的感召下,步入了一条以画僧的方式来关注现实,关怀人生,追索艺术真谛的道路。

自徐悲鸿20世纪初为改造中国画而引入写实主义以来,中国画在承担历史功能,反映现实生活方面杰作迭出、蔚为大观,先后产生了诸如蒋兆和、黄胄、方增先、周思聪等代表性人物画家。从历史渊源上追溯,史国良的艺术属于这一谱系。在中央美术学院攻读研究生期间,史国良对写实主义中国画曾作过系统的研究,但写实主义对他而言,不仅仅是一种造型手段,更是一种观念和信仰。无论个人遭际如何改变,他都始终笃守这一信仰。在近期的一个访谈中,他坚定地认为:“目前写实人物画处在一个发展的关口上,原来的那一批老先生相继走了,现在的年轻人又没有很好地跟上来……老先生讲的写实人物画的三条原则(一是造型基础,二是传统,三是生活)全给忘了。经过二十多年的探索,我觉得这样做是不妥的。我现在还是要坚持写实人物画的创作道路,还是要坚持深入生活,融入到社会中去,以感受生活给予我的生机和活力。”

从风格演变上讲,史国良的作品可以大致划分为80年代和90年代至今两个时期。这两个时期的作品不仅形式上有一个显著的变化,而且在主题、意义和境界上也相去甚远。

80年代史国良所面临的课题是:既要以严谨的写实造型来塑造生活和人物,又要解决写实性造型和写意性笔墨之间的融合问题。进一步讲,也就是写实主义的结构、空间、体积、光影和写意性、表现性水墨有没有可能融合成一种整体性风格。这是一个大课题,自徐悲鸿以来,这个课题一直困扰着不同年代的画家们。写实主义中国画饱受指责,也是因为这一课题未得到很好的解决。史国良的机智之处在于,他既把笔墨当作塑造形象的手段,使之服从写实造型规律,又在衬景、衣服等处发挥水墨的写意、表现性功能,几者相辅相成,共同构成了以写实为基础、以写意性为主导的抒情风格。从画面中透射出的,是一种乐观向上的情绪。可以认为,在解决写实与写意、造型与笔墨等问题上,史国良80年代的作品是具有启示性意义的。

有论者认为,史国良90年代艺术风格的变化和其身份的转换有着直接的关系,这一估计大体上是不错的,但进一步深究,更应该认为,这种艺术风格的变化实际暗含着意义和境界的转换——80年代那种对生活之美的表达转换为对人类命运的思考。从这个角度上看,画僧的身份、意识和他关注现实、关爱众生的价值取向是一致的。史国良笔下展现了藏人生活的方方面面:礼佛、诵经、劳作等。值得注意的是,这其中并没有太多的宗教式的凝重与悲剧意味,而是充满了感受本真之后的欣悦之情,这和史国良80年代乐观向上的精神状态是一脉相承的。

这一时期作品形式的显著变化是,在写实造型和写意水墨之外,引入了大量的装饰性要素。西藏瑰丽庄重的佛教壁画、唐卡、图案、服饰、器皿均以辉煌的装饰性丰富了画面。这种演变可能出于两种考虑:一是适应西藏题材的特殊要求;一是史国良力图将汉唐时期的工笔重彩传统和水墨画结合起来,以创造出当代中国画的一种全新风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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