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小燕来自内蒙古赤峰市，她大学毕业后到中关村闯荡，现在是经营电脑配件的金成达信公司总经理。她和丈夫、两个弟弟一块经营着这家公司。她现在把主要精力放在复习考研上。她说：“中关村实现了很多人依靠勤劳致富的梦想。但要是说让我来谈管理，我觉得没有这个能力。而且中关村很多公司都像我们一样，要么是几个朋友一块办的，要么就是有血缘关系的亲戚凑在一起。平时的经营行为，没有什么特点，完全是凭本能和适应能力办事。”
汉王科技集团总裁刘迎建是从中科院自动化所出来的，几年来，汉王科技凭借像手写笔这样的在人工智能交流方面的自有核心技术逐步成长。他自己也从研究所的科研人员“转型”为今天的公司总裁，在企业管理方面颇有心得。他说，中关村有很多院所，但院所的管理方式与企业的管理方式截然不同。院所的文化是民主的、开放的、自由的、随意的，这与院所的研究需要有关，但企业却是严格的、齐整的、有军事化特征，企业员工必须在特定的时间制作出特定的产品。因为一项技术如果可以产品化的话，那么它一定是可以流程化和工艺化的，对员工的技术能力要求不会太高，但对员工的团队合作精神和按时完成任务的能力却要求非常高。这时企业对员工的管理要求，就必须设计得与研究所对研究人员的管理完全不同。
由海外归国留学生严望佳博士等人于1996年创办的北京启明星辰公司，由于在编辑网络安全盾牌等业务上出类拔萃，几年间从十几人膨胀到现在的上百号人。公司副总裁潘重予最近一直在考虑管理方面该如何重新定位。他在接受采访时说，中关村现已形成体系，“村”里做什么的都有了，这时中关村企业的管理升华就成了当务之急。企业与研究所最大的不同，就在于企业是讲究团队精神的，研究所可能更偏向课题负责人。要做企业，就得安于在企业里承担一个“专门角色”，不该做的事绝不能插手，该你负责的事情一定要做到位。
中关村引为自豪的一个重要砝码，就是村内“有众多的高校和科研院所”。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技术经济部的副研究员李志军博士指出，中关村是全国智力资源和人才最密集的地区，每年产生数千项辐射全国的科研成果。但中关村的人才、技术优势并没有很好地发挥作用。其中一个原因，是他们匹配不到具有企业管理方面“实战能力”的人才。北京青年创业投资服务中心主任高斌说，中关村现在最缺乏的就是管理方面和从业资格认证方面的培训，中关村内的大学应当承担起这个责任来。很多人认为，中关村应当是技术交易市场，但技术要想上市交易，也要经过“产品化”的过程，这就需要专业的公司来从事。而一旦成立公司，第一个面临的就是管理。高新技术公司团队往往不大，十多人到几十人，管理模式不能光靠公司自己来探讨，也不能指望一下子请到适合这些公司的职业经理人，理论上的扶持和经验的推广对这些公司非常重要。
《知识经济》总编辑刘韧说，中关村经过二十年的发展，有一些优秀的管理经验，可是没有人来总结，或者企业把管理经验当成了商业秘密，秘不外传。中关村到了建立友善的交流平台的时候了。清华紫光比威公司总经理吴熙指出，表面上看，产品是靠技术推向市场的。其实，任何一个产品身上，都反映着生产这个产品的企业的管理、营销能力，折射着这家企业的文化特征。但放眼看去，中关村的很多企业，都是“在成长中学习”。谈到优秀的管理，能够让人称之为文化的管理，能够让人感觉到有创新精神的管理，目前确实没有特别鲜明的存在。
高新技术公司往往成长得特别快。创业者在公司成立之初，就要对企业的管理有着良好的预期。公司成立的时候是三个人，但一年后可能是二十个人，三年后就可能壮大到三百号人，如果管理设计跟不上，方案不及时调整，公司出故障的可能性就非常大。对于中关村来说，管理上的创新甚至比技术创新更为重要。中关村靠核心技术起家的企业，往往是技术持有人担任管理者，结果管理做得不怎么样，研发时间也丧失了。还有一些企业，上市了，全国知名了，管理上倒出了问题，“成功了反而失败了”。中宜环能环保技术公司董事长吴桐说，产权不清晰、股权不分明是管理顺利实施的最大障碍。公司成立一开始，就必须将这两个问题搞清楚。他建议中关村的企业及早推行期权制，期权制加上创业板开通，创业者的退出机制形成，高新技术企业就会遇到更好的发展机会。将来企业发展到一定程度，开始的创业者已无法对它进行管理时，那些创业的人会非常舒服地主动去聘请管理能力比自己强的人帮着经营公司，而不会导致“公司的水平局限于最初创业者的水平”。
吴熙认为，良好的管理是对员工的保护。他说，固然很多人以为自己是“创新型人才”，所以不能用管理的硬指标来约束他。但实际上，松散的经营结构不但会最终伤害到公司，也会伤害到员工，因为如果管理不到位，员工没有明确的工作指标和努力方向，那么最大的可能是这个员工一事无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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