脱离一线岗位的委员们个个白发苍苍，在岗位的委员们一身多任，他们义无反顾地一次次“沉”下去，用连续几个月的时间，到城市贫困人口集中的地区、企业、厂矿、家庭开展实地调查，足迹遍布北京、天津、重庆、湖北、黑龙江、青海、浙江等省（市区）。在反复研讨和酝酿之后，一份有深度、高质量的调查报告送到了中央领导同志办公桌上。今年初，朱镕基总理读罢亲自作了批示。
这是全国政协社会与法制委员会为今年“两会”准备的一份答卷。面对记者的访问，委员们有句平中见奇的话——“如果我们不把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放在眼里，要我们委员干什么？”
薛昭委员走路很慢，很吃力的样子，一问才知不久前腿部骨折过，是那次出差到浙江做城市贫困群体调查时摔坏的。她说这个调查很重要，如果你见到那些场景、那些面容不会不心动，一大家子人，连“开门几件事”的柴、米、油、盐都难以保证。那是我们所熟悉的城市生活中不协调、但真实存在的部分……
关注贫困、弱势群体是近年“两会”的热点话题之一。去年“两会”后，一直追踪调查此事的全国政协社会与法制委员会立即行动，组织部分委员在全国范围内对“城市贫困群体”展开调查。参加调查的委员不少是以前做过群众工作、对基层很有感情的老同志。这一年，他们的足迹遍布中部、西部、东部、东北地区的一些相关部门和企业，也深入到老百姓的家里。
城市这些年的发展变化是巨大的，到处是高楼林立的繁华。正参加政协常委会的王大明先生是这次调查的总领队，他是这样和记者谈“城市”的：“我们在看到城市发展中的巨大成绩和进步的时候，也要把视线落在大厦背后的阴影部分，城市困难群众的生活是我们在新世纪必须正视和重视的现实问题。”
陈红委员是大学教授，她从一些省份调查回来，开会发言常说着说着眼圈就红了。她说很难想象城市有这样的生活状态，一些家庭仅仅维持最低标准的吃、穿、用，一些女性的生活处境更是令人担忧。王淑贤委员过去长期担任全国妇联的领导职务，看到一些贫困妇女的生活窘境，常常心一酸，眼泪就下来了。她说困难群众中独立抚养子女的单亲母亲占较大比例，子女的教育费成了最大的难题。
在困难家庭，委员们听到最多的是“两怕”：一是怕拿不起学费使子女辍学；二怕生病。在一些下岗或停产半停产企业的职工家里，由于医疗费得不到保障，小病要熬着，而大病只有任其陷入绝境。
王文东委员是对外贸易与经济合作部原副部长，他说如果不是这次下去走访，很难相信在齐齐哈尔这样的北方高寒地区，还有因没钱交供暖费而无法取暖的人。在重庆的一个贫困家庭，一位高龄老人告诉他，因无力支付电费，晚上很少开灯。王委员无言地掏出身上的钱，脑海里浮现出自己的老母亲。
晚上，委员们望着窗外渐渐睡去的城市，心里丝丝缕缕的感觉就是两个字：“沉重”。这感觉不光来自印象中灰蒙蒙的墙壁，老旧的房屋。全程随团工作的社会与法制委员会办公室干部张武军告诉记者，这些给委员们带来的心灵震荡是深刻的，因为新增加的城市贫困人口多数已不是印象中被长期优抚的鳏、寡、孤、独等“三无人员”，而是在城市下岗失业人员增加、就业矛盾扩大的背景下产生的，与过去相比，这是一个新变化。
王大明委员原是北京市政协主席，也干过、管过工业。他说以前在一线顾不上的事情，现在有时间深入了。他看到，新增的城市贫困人口主要是下岗职工、停产、半停产企业职工、长期被拖欠工资的在职职工，还有养老金不能按时足额发放的部分离退休人员。随着经济结构的进一步调整，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资产的重新组合，这部分人口还可能扩大。“如何帮助他们摆脱贫困，事关国家稳定的大局和改革进程。我们有责任反映社情，提出建议”，其爱民之心，为民之责溢于言表。
实地获得的第一手资料表明，造成新增城市贫困人口的原因有历史的、有地方财政拮据、社会保障工作滞后等方面的，还有民工进城后，部分失业人员难以再就业、又未能纳入城市社会保障范围等等复杂原因。
但是曾担任全总副主席的薛昭委员分析说，最主要的原因在政策落实方面。她说这次下去调查首先接触到的是政策，但总是遗憾地看到很多政策没有落实到位。比如中央制定的三条保障线——下岗职工基本生活保障、失业保险、最低生活保障，在基层没有真正落实、兑现。中央把要说的话都说了，但一些地方业务部门并没有真正执行促进再就业的优惠政策，使之流于形式；一些再就业政策也没有得到贯彻，下岗职工未能进入“中心”，进入的也有一部分人没有领到基本生活费。她有些激动地说：“一些地区确实有困难，一些行业也确实有困难，但是归根到底，最难的还是群众。对他们的处境，不带着感情去了解，不用心去想办法怎么行？”
也不是所有困难行业、企业都那样矛盾重重。王大明委员说，有的时候矛盾的大小也取决于有没有一个好的领导班子。有些地方的企业领导与群众同甘共苦，有补助让困难群众先领，大家一起共渡难关，这些地方的情况就会好得多，人心稳得多。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一些并不富裕的地方却总是“两只眼睛向上”，报喜不报忧，不问群众疾苦，热衷于“作秀”，建楼堂馆所，搞形象工程，包括我们所经之处的一些小县城也搞大厦、广场，以至出现“穷庙富方丈”现象。
贯彻“三个代表”的要求，最根本就是要不断实现好、发展好、维护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在采访中，许多委员异口同声地说：“如果各级领导干部能少做一点‘锦上添花’，多一些‘雪中送炭’，就会多一分帮助困难群众摆脱困境的可能。”
城市贫困人口的问题是我国社会经济体制转轨过程中出现的新问题，解决得好不好，直接关系到改革、发展、稳定的大局。而关心广大群众的根本利益，是我们党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也是正确处理改革、发展、稳定关系的结合点。政协委员们就是从这个大局出发，提出这些有关思考的。
王大明委员把这方面的工作叫做“反贫困”。他认为在落实优惠政策的同时，必须有针对性地开辟一些适合当前下岗失业人员的就业渠道。“现在招工单位一要年龄，二要技能，这两样恰恰都是城市下岗职工最缺少的，技能单一，年龄偏大，使他们客观上缺乏竞争力，在当前劳动力市场供大于求的基本形势下，可以经培训自谋职业的毕竟不多”。因此他主张像一些地方政府那样，由财政拿钱购买部分社会公益岗位，如社区事业中的保安、保绿、保洁等，安排中年下岗职工上岗。他认为其中蕴含的意义不是靠发救济金就能替代的。
王文东委员还希望能正视这样一个事实，就是受经济发展水平影响，各地贫困群体的地区和行业分布很不平衡，占总人口的比例也不同，贫困差异很大，“低保”的数额也高低不等。浙江宁波的情况就比较好，低保对象不仅比例低得多，也大体能够吃饱穿暖。而西部和中央、省直企业集中的东北部的情况就差一些。因此他主张城市扶贫解困的政策不要“一刀切”。资源性企业应接受教训及早调整，取消重复建设项目，像大庆那样争取主动。
叶维祯委员去年参加了在北京等地的城市贫困人口调查。早在两年前，到广西壮族自治区参加政协调查的时候，她就当场把一个瑶族女孩认作教育资助对象了。她正在为这次会议准备一份有关“发展慈善事业，让先富带后富”的提案，她认为面向家庭的社会救助是有热情和力量的，只是大家对捐助的钱落在哪里有些担心。她还觉得单打一解决城市贫困的问题也不全是办法，还应该建立城乡统一的城市扶贫解困工作机制，建立城市贫困统计监测制度。
参加调查的委员说，每到一处，群众很愿意向他们反映情况，吐露心迹，这种信任对他们的努力无疑是一种鞭策。
国以民为本。关心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让所有老百姓安居乐业，是我们党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也是人民政协履行职责的重要尺度和依据。能不能帮助困难群众摆脱贫困，取决于社会方方面面能不能深怀爱民之心，恪守为民之责，善谋富民之策，多办利民之事。
政协委员们当之无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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