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铭铭抄袭事件已经过去一月有余，这个一度在国内学术界和社会多层面引发极大震动的话题，伴随着高校新学期的到来，似乎被人们遗忘了。但当冷静下来，细细思忖，人们不禁要问：抄袭剽窃何以如此盛行？
早在王铭铭事件之前的好几年，学术界的种种失范事件就已经在学界内部流传，有的也传播到了学术界之外：
1997年，上海某高校教授胡黎明，这位当时全国最年轻的博导之一被揭露在写作博士毕业论文期间，剽窃他人成果，一颗“学术新星”就此坠落。
2000年第六期《学术界》刊文披露：在不到10年的时间里，出版专著近10本，著述上千万字的上海大学法学院院长潘国和出版的《分类改造学研究》与他人所著《分类改造学》大部分文字相同，另有大量章节抄袭自《犯罪学通论》、《女性犯罪学》等著作。
截至2001年12月10日，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共收到学术失范举报76件，经调查核实，对有关人员或单位提出通报批评或内部通报批评的有8件，取消了3件申请科学基金项目的资格，另有2件被追回科学基金资助经费。
北京师范大学博士生导师、民俗学学者万建中教授接受记者采访时说：抄袭、剽窃还只是学术失范中的“低层次问题”，一些更具隐蔽性的学术陋习——翻来覆去的低水平重复；动辄一年出书十余种、发表论文几十篇的泡沫学术……这些行为不易被发觉，其危害比“剽窃”、“抄袭”，有过之而无不及。
对于抄袭、剽窃等学术失范的事件，中国教育学会会长顾明远教授一针见血地指出：其中的原因之一在于学风浮躁，部分学者沾染上急功近利的毛病。
曾经用整整12年时间编撰大型《教育大词典》的顾明远教授对现在一两年甚至几个月时间就出版一部大型词典的现象表示难以理解。他说，用这种效率编出来的工具书，其质量不难想象。他认为，在目前的经济转轨过程中，知识界面临着社会上形形色色的诱惑，一些人越来越看重实际利益，而忽视了精神追求。另外，国内很多高校的评价制度、分配制度一味量化：发表论文多少，出版专著多少，核心刊物刊出量多少，刊物等级怎样，申领课题多少，课题级别如何……一年统计一次，直接与教师收入、职称、住房分配等切身利益挂钩。如何完善评价制度，确保学术成果质量，是值得高校认真研究思考的重大课题。
北京大学比较文化与比较文学研究所博士生导师、留法归国的孟华教授对于严谨、自律的学术规范颇为赞赏。她告诉记者：尊重他人的学术成果、著作权利，是学者必须遵循的最基本的学术道德，也是国际学术界最基本的学术规范。在国外，无论是发表论文，还是发表演讲，只要是从他人著作中获得的观点、思想，都必须声明出处、标明详细注释。我们也应当这样去做。
缺乏严格的学术规范，是目前学术失范事件不断出现的原因之一。在多次要求记者不要披露自己的身份后，一位供职于某著名学术期刊的资深编辑向记者“诉苦”：如今在学术刊物工作，总是有不断线的亲戚朋友来给说人情、托稿子，说是要评职称、长工资、分房子，牵涉到老婆调动工作、孩子入学就业，让人推也不是，办也不是，真是两头为难。更有甚者，在学术刊物内部，也出现了一些不良风气——某些高校领导利用自己掌握的财权在刊物上刊登学校广告，刊物就把自己的版面作为交换来刊登相关高校领导的大作，“以公易公”，各得其所。“如果学术规范不能真正确立起来，那么，要确保学术水准、质量，谈何容易！”
在追究造成学术失范深层次的社会环境、学术体制等原因之外，学者自身的道德水准，也成为学界反思的问题之一。
在采访中，绝大多数学者都认为：名誉是历来中国知识分子最为珍视的财富，即便是进入了市场经济的今天，抄袭剽窃等学术失范的行径仍然为人所不齿。学术失范的的确确反映出如今部分学者缺乏自律、丧失良知的道德现状，并已经直接玷污了学者的群体形象。“日三省乎吾身”、“君子不欺暗室”虽然是学者传统的道德律法，对于当前学术伦理的匡正，仍有积极的现实意义。因此，当学术界中越来越多的人们意识到，杜绝学术失范现象，“学术自律”是最直接、最有效、最根本的解决之道。
令人欣慰的是，在2001年年底，以中国科学院向社会公布《中国科学院院士科学道德自律准则》为标志，中国学界已经正式迈出了学术自律的第一步，这对于整个中国社会和学术界，无异于一声振聋发聩的棒喝，它所产生的效应也正一波波地激荡着每个学者的学术良心。由此，有理由相信，对于杜绝学术失范，我们可以充满信心。
编后
一段时间以来，学术界少数学者弄虚作假、抄袭剽窃他人学术成果的现象屡屡发生，在社会上产生不良影响。一些有识之士呼吁：刹刹学术界这股歪风。
净化学术环境，首先要营造一个讲学术道德光荣、不讲学术道德可耻的浓厚氛围。学术研究是艰苦的创造性劳动，广大专家教授只有从严自律、脚踏实地、潜心求索、不断创新，才能赢得社会公众的尊敬和爱戴。在同学术腐败现象的斗争中，专家学者要争做表率，从我做起，带头弘扬学术道德，反对弄虚作假，反对浮躁浮夸和学霸作风，反对不属实的署名和侵占他人成果的行为。
净化学术环境，还要从机制建设入手，实现自律和他律相结合。抵制学术腐败，一方面要靠专家学者的自我约束，另一方面要靠制度约束，建立起必要的学术规范，双管齐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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