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领导集体对各级领导干部学习历史知识和借鉴历史经验的问题一直十分重视，特别是江总书记曾多次强调领导干部要不断提高学习和借鉴历史的自觉性。1999年2月8日，本报曾发表田居俭同志《论学史》一文，对为什么要学习历史、如何学习历史等问题作了比较深入的论述，在社会上引起较大的反响。为了让广大党员干部特别是各级领导干部更加明了学习历史的重要性，本报今天发表田居俭同志《再论学史》一文。文章从学史有利于提高领导干部马克思主义理论素养、有利于丰富领导干部治国安邦的政治经验、有利于加强公民思想道德建设特别是领导干部思想道德建设等三个方面论述了学习历史知识、借鉴历史经验的重要意义。
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领导集体，十分重视学习和借鉴历史。1996年6月21日，江泽民同志在题为《努力建设高素质的干部队伍》的讲话中强调：“希望我们的各级领导干部，认真地读一点历史，首先要了解中国的历史。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为了适应扩大国际交往的需要，更好地学习和借鉴世界各国的长处，还要了解世界的历史。”“今天的中国是历史的中国的发展，作为当代中国的领导干部，如果不了解中国的历史，特别是中国近代史、现代史和我们党的历史，就不可能认识和把握中国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继承和发扬我们党在长期斗争中形成的光荣传统，也就不能胜任领导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职责。”1998年2月25日，他在党的十五届二中全会的讲话中又强调：“近年来走上各级领导岗位的中青年干部，相当一部分同志对建党以来和建国以来的历史不是很熟悉甚至很不熟悉，有的同志对改革开放以来的历史也不太熟悉，这就更需要自觉地用这些历史的实践经验来提高和丰富自己。”江泽民同志的这些富有战略眼光的倡导，应该成为各级领导干部的共识。古往今来的实践证明，在源远流长、博大精深的中国历史宝库中，蕴藏着丰富的经天纬地和富民强国的科学智慧，是有见识、有作为的政治家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精神财富。当代中国的各级领导干部，只有具备积累历史知识和运用历史经验的本领，才能思接千载，视通万里，彰往察来，把握机遇，从而更好地团结和带领人民群众，为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多作贡献。
马克思主义是中国共产党人立党立国的理论基础，也是改造客观世界和主观世界的思想武器。中国共产党诞生伊始，就以马克思主义为行动指南，是因为这个理论批判地继承了人类以往一切有价值的思想建树，并经过实践的检验和充实，成为最先进的科学体系。这个体系，又以完整、缜密、开放、发展为特征，深深植根于历史的沃土之中。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的理论著作，有些就是历史著作。如马克思的《1848年至1850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法兰西内战》，恩格斯的《英国工人阶级状况》、《德国农民战争》、《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等。马克思主义的许多科学论断，就是从上述历史著作中提炼和升华出来的。因此，要深刻地理解和准确地把握马克思主义原著，就必须学习19世纪的外国史，特别是英国史、法国史和德国史。
党的十五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加强和改进党的作风建设的决定》强调：“马克思主义具有与时俱进的理论品质，是不断发展的科学，不能不顾历史条件和现实情况，拘泥于经典作家在特定历史条件下，针对具体情况提出的某些个别论断和具体行动纲领。”要做到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既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科学原理和科学精神，又把握客观实际的变化，就必须首先弄清马克思主义的来龙去脉，同时还要弄清马克思主义诞生和发展的历史背景。只有结合历史来学习马克思主义，才能紧跟时代的前进步伐，把思想认识从不合时宜的观点、做法和体制中解放出来，从对马克思主义的错误理解和教条式理解中解放出来，从主观主义和形而上学的桎梏中解放出来，自觉地树立强烈的创新意识，对人民群众在实践中创造的新鲜经验进行理论概括，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因为“与时俱进”的“时”，就是时代，就是历史；“进”，就是发展，就是创新。这里仅以社会主义理论及其指导的实践发展为例，略作诠释。
19世纪中叶，马克思和恩格斯在资本主义自由竞争时期，从分析资本与雇佣劳动的矛盾入手，提出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是“社会上两个起决定作用的阶级”，由于资本具有国际性，资本主义的“掘墓人”发动革命也应具有国际性，即社会主义革命要在“一切文明国家”同时发生并获得胜利。这一论断，见于《共产主义原理》和《共产党宣言》。
20世纪初，资本主义进入了帝国主义即垄断资本主义时期。列宁根据资本主义经济、政治发展不平衡的规律，突破了马克思和恩格斯的上述论断，提出社会主义革命不可能“在所有国家内同时获得胜利”，而要首先在一个或几个国家，即帝国主义链条最薄弱的环节取得成功。这一论断，见于《论欧洲联邦口号》和《无产阶级革命的军事纲领》。俄国共产党人将这一理论付诸实践，取得了社会主义革命胜利，打破了资本主义的一统天下。
其后，毛泽东立足于近代中国经济文化落后和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国情，借鉴俄国十月革命经验，开辟了一条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革命道路。取得民主革命胜利并转入社会主义革命后，毛泽东又根据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具有两面性，即一面剥削工人取得利润，一面拥护宪法接受社会主义改造，制定了对资本主义工商业利用、限制、改造的政策，通过一系列从低级到高级的国家资本主义过渡形式，对资本家占有的生产资料实行马克思和列宁设想的和平赎买，将他们当中的绝大多数人改造成为自食其力的劳动者，在中国确立起社会主义基本制度。
20世纪80年代，邓小平总结中国建设社会主义的正反两方面的历史经验，总结世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兴衰成败，指出中国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根本任务是发展社会生产力，强调“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确立以后，还要从根本上改变束缚生产力发展的经济体制，建立起充满生机和活力的社会主义经济体制，促进生产力的发展，这是改革，所以改革也是解放生产力。”（《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70页）在此基础上，创立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指引中国进入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新时期。
进入20世纪90年代，江泽民同志又根据形势的变化和实践的发展，丰富和发展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再次确认：“我国现在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是整个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很长的历史过程中的初始阶段。”在这个阶段，全党必须坚定不移地贯彻党的基本路线，始终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不断把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向着未来推进。而要实现这个目标，就必须加强党的建设，使党“始终代表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
综上所述，可见结合学史加强马克思主义理论学习，是“深入进行马克思主义发展史教育”的一条途径，对于各级领导干部提高马克思主义素养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试想，如果不熟悉19世纪和20世纪的中外历史，特别是俄国史、苏联史和苏联共产党史，中国近现代史、中华人民共和国史和中国共产党史，怎能理解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在实践中不断推动理论创新呢？江泽民同志在1998年10月22日致中央党史研究室的信中指出：“学习理论要同了解历史实践，总结历史经验结合起来，我们党领导人民进行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历史，是一部蕴含和体现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的活生生的教科书。”各级领导干部应以这个精辟论断为座右铭，努力掌握和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不断深化对共产党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和人类
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实现从必然王国向自由王国的飞跃。
中华民族是具有悠久历史的民族，也是善于以史为鉴的民族。“治天下者以史为鉴，治郡国者以志为鉴”，这是历朝执政者崇尚的治国信条。自古以来，高明的政治家都把历史作为“求治之资”，历史也确实为他们执政提供了重要参照。
比如，关于“民惟邦本，本固邦宁”。这一思想最早见于《尚书》，后被历代统治阶级奉为圭臬。用舟与水比喻统治者与被统治者关系的“载舟覆舟”说，虽然早在《孔子家语》、《荀子》等典籍里已有记载，但真正使之入心入脑的还是唐初君臣切磋治国之术的《贞观政要》。贞观年间魏征给李世民的论政奏折中引述，“荀卿子曰：‘君，舟也；民，水也。水以载舟，亦以覆舟。’孔子曰：‘鱼失水则死，水失鱼犹水也。’”李世民阅后茅塞顿开，悟出“天子者，有道则人推而为主，无道则人弃而不用”，“为君之道必先存百姓”。“民惟邦本”，关键又在民心向背。得民心者得天下，失民心者失天下。清朝康熙年间，镇守古北口的总兵蔡元上书玄烨，报告辖区内长城“倾塌甚多”，“请行修筑”。玄烨批复：“秦筑长城以来，汉、唐、宋亦常修理，其时岂无边患？明末我太祖统大兵长驱直入，诸路瓦解，皆莫能当。可见守国之道，惟在修德安民。民心悦则邦本得，而边境自固，所谓‘众志成城’者是也。”
比如，关于居安思危，处治思乱。这种忧患意识，对任何时代的执政者都是宵衣旰食、励精图治的警钟。李世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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