晏阳初（1893—1990年），四川巴中人，中国近代史上享有盛誉的平民教育家。1918年毕业于美国耶鲁大学。1921年在北京发起组织大众教育联合会。1923年出任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总干事。他还先后任国际平民教育委员会主席、菲律宾国际乡村建设学院董事长。他1926年开设定县平民教育实验区的实践在国内外都产生了广泛的影响，对我们今天振兴农村经济也具有重要启示。
以晏阳初为首的相当数量的知识分子于1920年前后发起的平民教育运动，使知识分子到农村去成为一种时尚。他办的定县实验区，把原来以市民、农民和士兵为主的平民教育，转变为以农民为对象的平民教育。晏阳初举家迁居定县，平教会总机关和全体成员及家属也同时迁往定县，有些同事直接搬到乡村里去住，更有外省外县的同事与定县姑娘结为终身伴侣扎根安家。参加定县实验区的工作人员约400人左右，其中国外留学且学有专长的约20人，国内大学毕业的约40人，有些是地下共产党员或接近共产党的人士。“茫茫海宇寻同志，历尽了风尘，结合了同仁。共事业，励精神，并肩作长城。力恶不出己，一心为平民”（《平教同志歌》）表达了他们共同的心声。
晏阳初把挖掘劳动人民的潜力，形象地比喻为开发“脑矿”。他说，我们中国有金矿、银矿，这矿、那矿，但最主要是开发“脑矿”。世界上最大的“脑矿”在中国，把亿万人民的“脑矿”开发出来是对人类的最大贡献。怎样开发“脑矿”呢？晏阳初认为，就是发动平民教育运动，以“除文盲、做新民”为宗旨，以“民为邦本，本固邦宁”为核心，以文艺、生计、卫生、公民“四大教育”为手段，以学校、社会、家庭教育“三位一体”连环进行和整体推行为特征，以铲除“愚、贫、弱、私”四大劣根，提高大多数农民的四力（知识力、生产力、健康力和团结力），造成一代“新民”为目标。平民教育整体计划的重点内容是“四大教育”和“三大方式”，即以文艺教育救愚，以生计教育救穷，以卫生教育救弱，以公民教育救私。学校式教育以青年为主要对象，通过开办各种平民学校来进行；社会式教育以组织农民为对象，在农村开办一系列的有益活动，把教育实际化；家庭式教育是对其中不同地位的成员用横向联系的方法组织起来进行教育。攻愚，开发知识力；攻穷，开发生产力；攻病，培养健康力；攻私，发扬团结力。晏阳初讲，我们的目的是把平民培养成“四力”兼具的新民。
平教会定县实验区取得了显著的效果。一是促进了定县经济的发展，人民生活的改善。平教会开办巡回学校，提倡“表证农家”，传授切实可行的农业技术，改进农业生产工具，研究高产的优良品种，引进培育生长快、瘦肉型的“波支猪”并发展成为文明全国的“定县猪”。平教会引进苹果树和小白杨树，使定县成为保定地区引进苹果最早、发展最快的县和建成白杨防护林带的县。实施多种文字方法的文艺教育，使定县成为无文盲县。卫生教育普设保健网，定县较早消灭了天花，及时提出了节制生育、控制人口增长的口号。二是对社会科学研究的贡献。平教会社会调查部编写的《定县社会概况调查》，是中国历史上首次以县为单位的实地社会调查。晏阳初称《定县社会概况调查》为“改革中国的第一把钥匙”。三是定县实验区的国际影响。晏阳初先后把定县平教经验推广到国内其他几省，又推广到亚洲、非洲、拉丁美洲等40多个国家和地区，为世界的乡村建设作出了贡献。
平教会人员从爱国、救国的愿望出发，以非凡的努力，为定县人民做了许多有益的事情。但回避当时反剥削、反压迫、反侵略，争民主、争自由、争解放的历史主流，因而从根本上说，“救中国”、“做新民”是无法成功的。晏阳初八十年代中期两次访问定县故土，他联系自己60多年在国内外从事平民教育的经验认为：“中国农村建设做得实在是好，变化出人意料，比较起来，我当年搞的只不过是一种方法的研究。要真正改变广大农村的面貌，还得有现在的制度”。李景汉在1983年一篇回忆录中作了中肯的评论：“平教会定县实验区的工作，总的说来，只是治标，并不治本，这说明了它的改良性质”。
在为实现现代化而锐意进取的今天，振兴农村仍然是我们亟待求解的重要课题。笔者认为，晏阳初及其定县平民教育的实验对我们有着重要的启示。
我国自古以农业立国，是世界农业大国，农民的进退，关系全国人民的进退；农业的盛衰，关系全国的盛衰；农民缺乏教育，则生产力不能发展，农业必至失败；农业失败，则衣食住行原料无所出，而国家危矣。因此，我国社会中农村最多，农民最重；平民教育中，农民教育尤为重要。而研究乡村平民生计问题者，尤不可不注意农民生计及农业之改良问题。这是定县平民教育实验区对我们的启示之一。
开辟多种教育渠道，提高农民素质，作为振兴农村的治本之策，是对我们的启示之二。晏阳初在《定县实验工作提要》中提出：“对于中国一向被忽视之平民，有了一种新信仰，新希望；觉得中国真正最大之资源不是煤，也不是铁，而是三万万以上不知不觉的农民。要把农民智慧发展起来，培养起来，使他们有力量自动地起来改造，改造才能成功；自动起来建设，建设才会生根；自动地起来运动复兴民族，民族才有真正复兴之日。”现代化的关节点是“人”的现代化，没有人的现代化，中国的现代化永无实现之日。因此，晏阳初开发农民“脑矿”的思想在今天仍是有意义的。
平教会立足中国国情，走中国化的振兴之路，是对我们的启示之三。晏阳初讲：“中国人的教育，不是无教，便是误教。误教，不是食古不化，便是硬搬东西洋得来的东西，这是自误误人”。晏阳初反对中国封建传统的一套，只注重书本文章，产生了许多书呆、书奴。他在《定县社会概况调查》一书的序言中提出：“以中国的社会事实一般的学理原则，促立中国化的社会科学。必如此中国化的政治、中国化的教育等之建设，乃有可能性。”于是当时就有人形象地描述了这种现象：“从前我国的士大夫，向来抱著半部论语治天下的态度，对于火热的现实社会的状况毫不注意，只以模仿古人为能事。等到西洋的炮火惊醒了这迷梦，又完全拜倒在西洋文明之下。每每不顾国情，盲目地整个地把西洋的各种主义和制度介绍到中国来。以为只要学的惟妙惟肖，便是社会的福利。哪知道主义介绍得越多，中国的社会反倒越发紊乱越发黑暗了。于是有一部分有识之士，看出这种只模仿他人而不认识自己的流弊，便起而提倡社会调查运动，主张用科学、精密的方法，研究我们自己的现实社会。”这种“中国化”的思想也是难能可贵的。
为了谋求整个农村社会建设和社会实际的改造，进行社会调查，通过社会调查而了解事实真相，知道农村生活的究竟。这是晏阳初先生倡导定县调查的真意。为了实现“除文盲、做新民”的宗旨目标，晏阳初不仅提出了完整的平民教育思想，而且以实际的调查和实验付之于实践。这是对我们今天的第四条启示。深入民间，认识和研究问题，协助贫民解决问题，用现在的话叫“结穷亲”。这里既有方法问题，更有一个态度问题。晏阳初曾深有体会地说：“我们不向平民学习是没有希望的。你高高在上，把他看成下等人，不能抓住他们的心弦，不能得到他们的信任，不能得到他们的尊重，民心就抓不住了。不向平民学习，自己什么也不知道。要想使自己的乡建成功，非要和平民打成一片不可，非要向平民学习不可，这是我们几十年的经验谈。”这种知识分子与农民相结合要有一个思想深刻变化过程的思想，在今天仍具有实践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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