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对“学术腐败”的解释不尽相同，但记者采访到的高校负责人们一致认为，学风师德问题、不规范的学术行为，确实是目前高校面临的一个必须解决的问题。作为教育、科研管理人员，他们有责任为根治学术腐败作出努力。
加强学术自律，无疑是根治学术腐败的基础。由于高校教师肩负科研与育人的双重任务，他们的学术道德对青年学生、对整个社会都有着深远的影响。中国人民大学校长纪宝成认为：相当多的学术问题只有少量的专家才能辨别其价值所在、质量优劣；对是否有抄袭、剽窃等腐败行为的判定也多由该领域的专家认定。因此，学者们道德自律的重要性不言自明。
北方交通大学校长谈振辉说，“浮躁”是目前学术界的主要病症所在。他用“短路”来形容目前的一些“学术研究”：拿到课题、进行评审、通过评审、获得奖励都要大张旗鼓地宣扬一番，好像某些人对这些课题一研究就注定会成功，注定能得奖，而且还是大奖。“科研成功必定建立在失败的基础上，大量的科研是失败的，但却是有价值的。可是，目前搞科研的人，包括研究生们，有几个说自己的研究失败了？”
首都师范大学副校长刘新成认为，对个别学者在学术活动中的不道德行为，行政干预的效果很有限。必须加强自律，改变学术界一部分人“道德意识淡漠，片面追求效益优先”的工具理性，代之以“是非优先”的价值理性。他说，这是一个“重建神圣”的过程。
学者的自律关乎社会风尚，关乎后辈学子。纪宝成说：“一个人，没有学术道德就没有资格作教师；一个学校，没有学术道德就谈不上一流大学。”
淡泊名利一直是中国学人的传统，如今，学术道德何以成为“全社会都关注的问题”？不科学的评判机制、指标体系是引发重症的重要因素之一。
刘新成说，量化管理曾被认为是最有效的管理手段。但对学术、教育领域而言，量化管理并不是科学的。它更看重的是数字而非质量，追求数字更容易造成学术的浮躁。纪宝成告诉记者，由于成果、著述的数量与学者的职称、待遇紧密相关，致使学术质量受到很大的影响。粗制滥造、低水平重复的“学术垃圾”很多。有的教师，3年内教了8门课；有些条文明确规定，5000字以下不算学术论文；有些博导忙得连学生论文通读一遍的时间都没有；有的教师、研究生甚至直接为书商服务，在电脑上复制、粘贴、拼凑各种名目的“学术作品”。
有的书商明确告诉这些师生，抄袭多少字以下可以回避法律的追究，于是“大干快上”成为一些师生的致富手段。纪宝成说，人们对抄袭、剽窃、以权谋私是容易愤怒的，但对其他形式的学术腐败却见怪不怪。这种思想更为危险，长期下去，谈何学术？
以数字评价个人之风也扩大成为了对高校和科研机构的评价坐标。很多高校负责人对所谓的高校排名感到莫名其妙。一所高校、一个专业的好坏，往往被某些人以有没有教学大楼、有多少博导、多少论文等一系列的数字排序。谈振辉说：“我们学校的博导都由我们自己评聘，我们严把博导质量，控制博导数量，却往往在排名上落后于别人。这种导向对学术界起的负面作用太大了。”
很多高校负责人认为，应该建立科学合理的评判体系，对学者、学术机构进行客观的评价。目前，一些高校提出培养“孤独的思考者”，就是为了在学术上提倡冷板凳精神，十年磨一剑，抑制学术泡沫，提高学术质量。当然，这一切都需要有适当的机制来保证。
今年“两会”上，“诚信”二字成为代表、委员们的热门话题。而建设正常的学术环境正是高校负责人们一致的愿望。
南京大学校长蒋树声指出，学术腐败问题，实质上是在社会转型时期，社会上急功近利、浮躁不安的不良风气在大学校园、科研机构的反映。因为学术界、科学界本是社会公认的一方净土，当这方净土也出现了一些问题的时候，受到关注是必然的。一些学者指出，传统上，中国人曾“君子不商”，但一段时间以来，社会上却出现了“无人不商”的局面。由于部分人曲解了“商”的涵义，利字当先，诚信淡漠，导致道德底线下滑。刘新成说，这个问题表现在学术上，就是学生作弊、教师作假。特别是当这种行为被发现时，一些人不以为耻，只以为不幸。这种“道德失序”必须纠正。
谈振辉指出，对学者，社会应保持宽容与公正的态度。没有这种环境，没有正确的导向，出现造假就是必然的。当前，绝大多数的学者埋头学术，扎扎实实，只重名利者是少数。科学容不得半点含糊，科学有其自身的规律，踏实发展才是学术正路。
一些高校负责人们指出，学术道德问题表现不一，有些是学风、道德问题，有些则确实是腐败问题。纪宝成说，一些政府部门的行政官员到高校来要文凭，一些人花钱买文凭，权、钱、学的置换，使高校的交易色彩越来越浓厚，这对学风、校风的影响是至为恶劣的。搞学术的“窍门”越来越多，这比剽窃、抄袭更严重，这才是不折不扣的学术腐败。解决这些问题，必须由整个社会来共同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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