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那些沿街叫卖“假文凭”者被穷追狠打的时候，另一种“假文凭”却堂而皇之地写在一些干部的履历表上。“文凭是真的，却不是上学得来的”，这种现象已成为“高校师生最痛恨的事情”之一。不容置疑，“权学交易”正在成为各地高校中流传的一个新名词。其表现有哪些，原因何在，有何危害？值得研究和思考。
一位在东北某高校读博士的学生对记者说，他有几位“北京来的”干部同学，平时不上课，考试不参加，成绩却“比谁都好”，真不知何以如此“法力无边”。一位曾在某市政府任秘书的MBA学员说，她的领导也在读MBA，只是论文之类全由她代劳。至于上课，在学校称为“集中授课”的每月两天时间里，要么见不到领导学员的影子，要么这些课时“不够领导们聊天的”。
干部“混文凭”几乎成了新“时尚”。由于一些机关部门对干部知识化的要求越来越高，而部分干部的知识底子过薄，或未能达到岗位的要求，一些人就开始想方设法“提高”自己的学历。中国人民大学校长纪宝成说，目前到高校“买文凭、要文凭、压文凭”的人并非个别，值得高度重视，绝不能泛滥开来。
据调查，干部“混文凭”的科目主要集中在管理、经贸、文史等专业上，与他们个人的自身利益有着比较紧密的联系。加之一些单位“内部政策”品种繁多，教育部门不承认的文凭在某些行业内部畅行无阻。有些干部用公款交了学费，再找人写篇论文，轻轻松松就拿到了学位，进而提拔任用，一路绿灯。
谈到干部“混文凭”的状况，很多高校负责人都承认问题确实存在，且单凭学校无力解决。目前，对文凭的授予、认证等管理措施不够完善，是亟待解决的问题。
“敢搞假文凭，就敢搞假政绩。这样的干部，与‘三个代表’要求完全背道而驰！”人民大学孙国华教授说。高校师生们认为，干部“混文凭”，其恶果绝不仅限于某一学校、单位或行业，如不及时加以整治，它的影响会波及到整个社会，进而影响一代人或几代人的诚信观念。
很难说清谁是干部“混文凭”的始作俑者。这里，个人、高校和某些行政部门似乎都成了“受益者”，同时也都是受害人：“混”到了文凭，升迁、提拔时高人一筹，春风得意；但如此德才兼失之辈，怎堪重用？某些高校为了“创名校”、攀高枝，不惜乱发文凭，贱卖学问。在某高校的校庆典礼上，记者看到主席台上坐满各界“重量级”人物，其名目都是“校友”。背靠大树好乘凉，但学风校名，怎能靠人情交易维持？至于一个单位中金玉其外者云集，公款买“败絮”，“混”了文凭“混”工作，“哄”了上级“哄”下级，损失之大，更难以估量。
干部“混文凭”，对高校学风的败坏、对社会风气的败坏自不待言。南京大学校长蒋树声指出，目前学术界出现的“学术腐败”，就是社会上急功近利、浮躁不安的不良风气在大学校园、科研机关的反映。中国人民大学党委书记程天权说，“真文凭假货色”在校园和社会上造成了一种“老实吃亏”的错误导向，它伤害的是学校“存身立命之本”。北方交通大学校长谈振辉说，这些东西把“知识分子的价值都扭曲了”，对年轻学子的危害更是难以设想的。
治理干部“混文凭”，必须正本清源。由于有资格“混文凭”者多具有一定的背景、权力或其他“学外功夫”，故根治此疾必用猛药。
不可否认，某些高校乱发文凭、滥办“研究班”的作法，确实砸了自己牌子，乱了社会风气，冷了学子之心。特别是一些高校借“校友”之贵，自高身价，谋求方便，影响极坏。有些教师也热衷于“权学交易”，大搞“公关”，无心教研。致使一些高校规模大了，项目多了，教学科研质量却下来了。中国科技大学校长朱清时指出：建设一流大学，不能靠行政手段。
而制止干部“混文凭”，更应引起党政机关、行政部门的重视。“权学交易”，关键在于“权”对“学”的干预和“权”对“利”的支配。在这方面，党政机关、行政部门也应该帮助学校把把关。
部分专家学者指出，一些单位只重文凭的作法，错误地引导了人才培养方向，造成学术泡沫，人才“虚高”。目前部分高校盲目扩大研究生招收规模，“博士大面积化”，有的博士生导师只读博士论文的提纲，有的学位评审委员在答辩会上不提任何问题，博士论文评语几乎千篇一律：“结构合理，观点突出……”专家们指出，整肃学风，培养脚踏实地的人才，维护正常的学术氛围，尊重办学的客观规律，应是整个社会的当务之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