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7年3月，中华书局委托我点校整理苏轼诗、文集，作为中国古典文学基本丛书中的两种。这里只说诗集。我想，如何才能使得经过点校整理的《苏轼诗集》具有鲜明的特色和长久的生命力，成为研究我国古典文学的专家学者必不可少的读物呢？经过一段时间的探索，决定首先从汇校上下功夫。
历代流传的苏诗版本很多，有大量异文。诗是我国古典文学宝库中的珍贵遗产，为了有效地全面继承这份遗产，我想把历代主要的苏诗版本中的异文，用汇校的方式，全部记录下来，为研究者深入探讨，提供一些方便。我把想法告诉了该书的责任编辑刘尚荣，他很赞同。
我们使用的校本有宋刊本十一种，元、明、清刊本各二种，还有包括金石碑帖在内的其他大量有重要参考价值的资料。
宋刊本中，价值最高而又最难得的是宋刊每半叶十行的《东坡集》、《东坡后集》和影印宋景定补刊的施元之、顾禧《注东坡先生诗》34卷本。
国家图书馆所藏的十行本《东坡集》关于诗的部分有残缺。该馆未收十行本《东坡后集》。据傅增湘《藏园群书经眼录》卷十三，该二书藏于日本帝室图书寮。日本京都大学曾把这部书的诗的部分影印出来，收在《苏诗佚注》中。
景定本施、顾注苏诗，清同治间为翁同收藏，为孤本。后传入美国。国家图书馆所藏施、顾注原刊本，仅四卷，四卷之中亦有残损。
20年前，海峡两岸、海外的信息传递和交流，远远不能和现在相比。能打听到一点真实的出版信息，已属不易，更不用说得到。但是，刘尚荣在中华书局强有力的支持下，千方百计，历尽艰辛辗转得到了这几种书。一天，他给我送来了《苏诗佚注》本《东坡集》、《东坡后集》。面对此本“结体方整而有挺劲朴茂之气”的字迹（傅增湘语），我心花怒放。
苏诗宋本，有三个系统，其一就是《东坡集》、《东坡后集》，诗文合刊，简称集本。集本除十行本外，尚有国家图书馆所藏十二行本（残）、上海图书馆所藏宋黄州刊本（残）、宋眉山刊九行本（残，傅增湘、章钰曾用以校缪荃孙覆刻的明成化《东坡七集》）以及明成化刊本《东坡七集》中的二集。所有这些版本，均远远逊于十行本。校勘苏诗，如果用不上十行本，那将是极大的遗憾，会直接影响点校本的质量和声誉。现在此本就在面前怎不令人激动。
不久，尚荣又给我送来了影印宋景定本施、顾注苏诗。翁同跋语称此本“字画清劲，粲若明珠”，果然。我又喜出望外。
施本属于宋本苏诗的第二个系统（即编年注本）。施本以精审著称，注者施元之、顾禧及施元之的儿子施宿均是著名学者。施本与集本分卷略有不同，少数篇目次第亦不同。施本正文文字与苏轼自注文字与集本及其他本间有不同。施本引用的真迹碑刻文字系施宿增补者，有的早已失传。这就是施本价值所在。
属于宋本苏诗第三个系统的就是以国家图书馆所藏的宋黄善夫家塾刊《王状元集百家注分类东坡先生诗》为代表的分类注本。宋泉州刊、元务本书堂刊、元熊氏刊此书属于这一类。分类注本在南宋中末期和元代，流传较广，影响较大，异文中不少可资参考。
黄本系孤本。刘尚荣曾经集中一段时间校勘此书。后来，他把他的校勘稿全部给了我，让我用在《苏轼诗集》点校本中。
对于中华书局的上述支持，我极感动。就我个人而言，没有中华书局，没有尚荣的热心奔走，觅踪访书，要看到并利用《苏诗佚注》和影印景定本施顾注，是不可想象的事。中华书局为他的作者创造了这么好的条件，而又把功劳和荣誉归之作者；参加这方面工作的编辑自觉无私地、无怨无悔地为别人作嫁衣裳，这是多么崇高的风格。我对中华书局充满了感激之情。
我点校苏诗时已54岁，再加上缺乏经验，每校完一卷书，隔几天复查，总有漏的，再隔几天查，还有漏的，于是立下规矩，一律三校，重点书四校。
除掉《苏诗佚注》本与景定施、顾注本外，中华书局还给我提供了上海图书馆所藏集本照相件、清康熙刊查慎行《补注东坡编年诗》。这些书，我可以在寓地从容地一遍一遍地校。难办的是藏于国家图书馆的那些书。
那时负责国家图书馆善本室的是一位许女士，对工作极其认真负责。她看到我一而再、再而三、三而四地校读一部书，很不高兴，我小心翼翼地一再解释，她还是不满。我不管这些，硬着头皮看，有时不得不隔几天去，当看到书单上还是已借过的书时，她立即沉下了脸。尚荣知道了这个情况，亲自去求了一两次情，局面才有所改变。就这样，全部苏诗我至少读了50遍，写下了七千多条校勘记。全部十七种版本的异文，都汇集在这里，读者不用再去翻检原书。这就是特色，将来任何新的苏诗版本都不能替代。
事情已经过去了20年。《苏轼诗集》已印刷五次，累计印数超过了3万，在海内外有着广泛的影响。我始终铭记着中华书局对我的关怀。通过《苏轼诗集》，我和中华书局结下了更深的友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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