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民人均纯收入连续四年呈下滑态势，即从1996年的9％下降到1997年的4.6％、1998年的4.3％、1999年的3.8％、2000年的2.1％。2001年虽然扭转了连续四年增幅下滑的局面，回升至4％，但其回升的基础并不稳固。首先，农民收入增速的回升，是在连续四年较大幅度下降基础上实现的，具有很大的恢复性和补偿性。其次，农民收入增长在相当程度上依靠粮食价格回升和畜牧产品生产的发展，但是，从农产品市场的形势看，这两个增收因素是不稳定的，中国加入WTO后农业又将面临国际市场的挑战。正因为这个缘故，前不久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千方百计增加农民收入，是当前农业和农村工作的中心任务。
以往，人们常讲“手中有粮，心里不慌，脚踏实地，喜气洋洋”。而近年来出现的情况则是，市场上粮食供过于求，但农民收入增长则缓慢，人们心里并不踏实。不仅粮农心里不踏实，有经济学常识的城市人也不踏实。因为，他们知道：“谷贱伤农”，如果处理不好，粮食供求就会出现逆向转化，即从供过于求，转变为供不应求。这就向人们提出一个问题，即中国现阶段农民收入的进一步增长，主要靠什么？根据有关经济理论、国际经验和我国已有的初步实践，在人均收入达到800美元左右的发展阶段，农民收入的提高主要依赖于向非农产业转移，依赖于城镇化速度的加快。在我国农村人多地少的条件下，仅仅依靠粮食和农业，不可能解决大多数农民收入的持续增长问题，或者说，如果现在的大多数农民依然从事农业生产的话，收入的持续增长将难以实现。从实际情况看，农村人口比重那么大，农业劳动力那么多，人均占有耕地又那么少（只相当于世界平均水平1／3），即使所有的农产品全部达到高产优质高效，增加农民收入的空间也不会很大。如今，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农民增收的更大希望在农业以外，甚至在农村以外，因此，着力解决我国非农业化和城镇化严重滞后问题，以及城乡人口比例严重失调问题，是实现农业现代化和农民增加收入的根本途径。
资料表明，农民收入不断下降的主要原因，是各类农产品价格的全面下跌，且价格下降幅度与农民收入增幅下降幅度几乎是同步的。目前我国农村所进行的农业结构的战略性调整，相当多的地方注意了农产品品种质量的调整，发展市场需要的名特优新产品，在农产品优质化上下功夫，这无疑是正确的。但是，也必须清醒地认识到，相对于市场需求，农产品总量供大于求也是当前值得重视的大问题。须知，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我国农产品供求关系发生重大转变，农业发展已进入需求制约为主的阶段，要想使农民人均纯收入继续有个较快的增长，就必须从大幅度增加农产品供给的收入增长方式，转向农产品供给平衡增长与农民人数持续减少相结合的收入的增长方式。目前农村居民的收入来源主体正在发生转移，即由过去主要依靠农业经营收入为主，转为主要依靠非农产业发展为主。这一日益明显的趋势对于大规模转移农村剩余劳动力、逐步减少乡村人口将具有十分积极的作用。这是我们应该予以密切关注的一个重大变化，也应成为未来农村政策调整应予以重点考虑的内容。能否形成一个促进农村非农产业发展的环境及政策框架，将直接影响未来农民收入的增长状况。
综上所述，要使中国农民收入得到持续、快速增长，就必须加快剩余农业劳动力转移以及与此相联系的城镇化步伐。这就要求我们突破传统的思维方法，不能再就农业论农业，就农民论农民，就农村论农村，而要从宏观改革与发展的全局，探讨持续增加农民收入的新思路、新途径，把增加农民收入放到国民经济全局、经济发展特定阶段的背景下来认识和对待。问题的实质在于，传统的城乡二元社会结构不打破，70％的人为30％的人提供商品性农产品的局面不改变，农产品市场容量就很难扩大，农业规模经营就寸步难行，农业发展空间就会受到很大的限制，农民收入就不可能迅速增加，更谈不上向着共同富裕的目标前进。
当然，中国农村非农业化、城镇化是一个相当长的过程，不能操之过急。但是，现阶段面临的主要问题，是非农业化、城镇化的进度慢了而不是快了。在非农业化、城镇化过程中，会有各种各样的困难和问题，必须积极创造条件解决这些困难和问题。特别是要下大气力理清和排除农村人口非农化、城镇化过程中诸多阻力和障碍。最大限度地发挥市场化、工业化和城镇化对剩余农业劳动力转移的推动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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