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有两条消息在江城不胫而走，一条是武汉科技大学教材积压累计达100余万元，另一条是150套盗版的《普通物理学》从武汉大学教材中心流入课堂。
今年开学初，武汉多数高校出现了越来越多的学生到校外书店买教材，大学生为何要到校外购教材？高校教材发行中心为何缺乏吸引力？记者作了初步调查。
在调查中一些高校学生对记者说：“学校卖教材不打折，外面书店给8折甚至更低，为什么不到校外买？”武汉科技大学的一位班长算了一笔账，全班35人，每人每学期教材费200元，如在校外买8折左右的价格，全班就节省大约1400元。
还有一些同学反映学校的一些库存教材版本太老，尤其是计算机、管理类，与知识更新速度脱节，而且在校内买书得排长队，没校外方便，现在很多书商上门服务，打个电话书就送到宿舍。
学生有没有购教材的自主权呢？据调查，大多数高校都明确规定学生不能在校外买教材。然而由于价格差距较大，规定并不好落实，书商的各种优惠吸引了越来越多的学生。近两年，在校外购书的人约有30％，还在不断增加。受其影响，更多的学生倾向校外购教材，“规定”也“法不责众”，形同虚设。
武汉科技大学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教授说，高校用行政命令规定学生必须在校内买教材是没有道理的，大学生作为消费者，有选择权，学校应该允许学生多途径买教材。
高校教材中心（或教材科）对此有何说法？记者也进行了调查。
某高校一位教材科主任坚决反对把购教材自主权给学生。他说课本难得在外整套都购齐，学校统一卖教材免去了学生在外购书的奔波。既然教材科仍然存在，它的职能就是由它一手包办学生教材。
武汉大学教材科宋主任说，在武大出现盗版书还是第一次，给学校造成的负面影响很大。如果那100多个学生开始购教材就纳入计划，由教材中心统一订购，而不是等在校外买不到书才回中心恳请追订，中心就不会在武汉该书脱销情况下，上了自称能弄到正版教材的书商的当。正因为大量学生在校外买教材，那些热销、脱销的盗版教材才有大量市场。如果将购教材自主权给学生，盗版问题会更严重。
一位高校的教材科长说：学校不打折或优惠幅度小，原因有三：第一，出版社给学校和书商的价格不一，前者要高一些。各高校都是按新华书店总店组编的《全国大中专教学图书汇编》向相关出版社报需求总量，出版社一般会多印20％，多余的教材如果按给学校的价格给书商，他们不要，出版社就会积压，显然它不会干。第二，各校的自编教材，如实验指导、内部讲义等，因自己印数量少，成本必然高，只能收学生工本费。第三，教师用书及资料，一些贫困生教材减免费用，一般就分摊给购教材的学生。学校教材科的财务仍属于财务处管理，资金要回笼，要周转，就不能给学生太多的购教材自主权。
近两年来，图书市场逐渐开放，书商逐渐取得了出售高校教科书的权利，他们以优惠的价格，逐步完善的售后服务对高校传统的统购统销的计划造成巨大的冲击，把学生购教材逐渐“抢”走了。
而另一方面，教材中心作为学校的行政部门，虽然各高校都明确规定，教材中心是一个非盈利性的部门，但是据一位在教材中心工作了多年的老师透露，学校之所以垄断教材销售，原因在有巨大的利润空间，学校可以从教材的销售中获取利润。
武汉大学教材中心宋主任说，教材中心应该作为一个服务性而不是盈利性的行政部门，全心全意为学生服务。如果教材中心走向市场，作为一个自负盈亏的实体，首先考虑的就是如何赚取最大的利润。他对武汉一些高校已经或者打算把教材科从教学管理部门分离出去的做法深表忧虑。
武汉科技大学的一位老师对此有不同的看法，他说书商可以以比学校低的价格把教材卖给学生，这正说明教材发行需要改革，要按市场经济规律办事，想用行政规定来卡学生，这是不可能的，从经济发展的规律来看，竞争有利于市场的良性发展。
华中科技大学教材发行原来是由教务处教材科全权负责，机构改革和调整后，改为教材服务中心，挂靠在学校出版社，从“吃皇粮”转为市场运作，虽不尽如人意，但这不失为改革探索之路。
教材发行是关系到学校教学正常进行的大事，关系到学生的切身利益，记者呼吁有关方面能够采取有效的措施，规范秩序，解决教材发行的运行机制问题，使教材发行既能服务于教学，又能减轻学生的负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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