送医下乡——香洲区卫生局组织医疗队走村串户为患者服务。
马小艾院长对他说：我们不是赚不到钱，而是不能赚钱，是不忍心再让那些并不富裕的病人雪上加霜。医院能够维持收支相抵，事业有所发展，就是我们最良好的愿望。
阳春三月的绵绵春雨把南国大地浇灌得草绿花红，纤尘不染。这春天的使者伴随着记者走进珠海市香洲区那些淹没在小街深巷、居民楼道里的一座座基层医院，在那里倾听医护人员真情的诉说，感受人世间温暖可人的春风春雨。
乍看起来，香洲区人民医院的周围环境实在不敢恭维。然而，正是这座没有高楼和花园、甚至连公共汽车都通不到门前的基层医院，成为茫茫人海中一片生命的绿洲，成为前山一带10余万市民和打工人群心目中的圣地。300多名医护人员每年让30多万人次的人们带着疾病而来，带着满意而归，他们给每一位病人及其家属留下的几乎都是美好的记忆，给那些曾与死神擦肩而过的危重病人留下的都是发自内心的感激。不久前的一起外科手术甚至让日本大医院的专家们也不能不对这家中国小医院肃然起敬。
2001年10月的一天，120急救车在凌晨4时接来一位因车祸而造成左大腿严重粉碎性骨折的日本病人。当天专程从东京赶来接儿子回国手术的病人父母，将信将疑地将年轻的副主任医师黄伟东的手术方案“DHS”（动力髋螺钉）传真到东京医院的骨科专家们手上，咨询的结论是“无懈可击”，而整个手术过程更是让日本的骨科专家和病人家属感到吃惊：一个被卡在汽车残骸里长达2个多小时、因失血过多而严重昏迷的病人，不仅解除了生命之虞，而且在手术后短短的14天内就坐着轮椅出院回国，其全部治疗费用仅一万多元人民币，这样的高质量手术、高水平服务和低标准收费是非常难得的。
这位名叫“大津功”的日本年轻人不久前专程从东京来到珠海香洲区人民医院，感谢中国基层医院及其医生给了他第二次生命。
内科副主任医师汪昌树10年前从安徽武警总队医院调来香洲区人民医院时，这里的破落景象也曾令他十分失望。医疗设备很一般，有些科室只好设在五六十年代留下来的危房里。既然病人多得挤破门槛，为什么会没有钱盖新楼和更新更好的设备？马小艾院长对他说，医院面对的是普通群众，我们不是赚不到钱，而是不能赚钱，是不忍心再让那些并不富裕的病人雪上加霜。我们既要不负病人的生命之托，尽心尽力地抢救和治疗每一位病人，又要最大限度地减少病人的经济负担，如果完全依靠自己的力量，医院能够维持收支相抵，事业有所发展，就是我们最良好的愿望。
这一番话使汪昌树和他的同事们更加真切地领悟到医生职业的高尚和无私，也成为他们多年来虽身居陋室、两袖清风而创造出了无数生命奇迹的永恒动力。
1999年秋，有个大面积心肌梗塞的病人，在送到医院时已停止心跳呼吸达30分钟，家属已着手准备后事，而参加抢救的医生们却没有一个放弃努力和希望，分秒必争地采取一切抢救措施，终于使病人慢慢地恢复了心跳，住院一个月后，竟奇迹般地康复出院了。这位幸存者逢人便说，他是遇见神医了。
同样的故事也发生在这里的每一家医院里。
在位于珠海市北大门金鼎卫生院的手术室里，曾有过医护人员打着手电筒抢救一位因宫外孕、大出血而休克病人的奇迹。那一天正是金鼎全镇停电的日子，偏偏在这个时候，附近一家台资企业里的一名打工妹发生了生命危险，有值班医生十分无奈地建议转院，院长林珍琪则果断地下达命令：“来不及了！快拿手电，马上抢救！”
就这样，这家最不起眼的农村小镇医院把人命关天的巨大风险和救死扶伤的医生天职全部扛在肩上，妇产科和外科医护人员一起上阵，消毒、输血、手术，这一切都是在手电筒照射下的手术室里完成的，惊心动魄的45分钟后，打工妹转危为安，7天后顺利出院。一条危在旦夕的年轻生命就这样重新焕发了青春的活力，更令病人意外的是，这样的手术及其成功抢救，全部费用只花去2500元，还不到其他大医院的一半！
面对记者的疑惑，内科主任医师罗从喜说出了其中的奥秘，金鼎卫生院这些年来奉行的是“一切为了病人，为了病人的一切，为了一切病人”的办院宗旨。为了节省病人的开销和改善医疗环境，医院减免了许多项收费，而把节省下来的钱物用在病人身上，硬是从牙缝里省下400多万元来盖起了新的门诊住院综合楼，连内科用的胃镜也是我从自己的积蓄中花了3.5万元买来的。在我们医护人员的心中，只有病人、只有奉献，而没有谁计较自己的得失。
在南屏医院，王承春副院长成功的断指再植手术和去年11月26日这里的妇产科、普外科、泌尿外科共同为一名43岁妇女成功切除重达8.8公斤重的巨大型子宫肌瘤等，也都曾让医疗同行对这些貌不惊人的基层小医院刮目相看。
一条无形的感情纽带把我们九十多名医护人员和社区内外的市民群众与海岛渔民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大医院顾及不到的、个体门诊又不愿意做的医疗服务，就是我们久盛不衰的医疗服务市场。
位于香洲港附近老城区里的香洲医院，似乎处在医疗机构的重重包围之中。在不到一公里的半径内，左有早已上了“三级甲等”的珠海市人民医院，右有作为珠三角地区医疗中心的中山大学第五医院，在这两家大医院之外，还有星罗棋布的门诊部和个体诊所以及迎门而建、短兵相接的两家医药商场。处在这样的生存夹缝中，哪里还有一个普通的乡镇级小医院的医疗服务市场？
周惠虹院长和沈波副院长两名女将则轻而易举地破解了这道难题。“人们在这里看到的只是我们的一小部分病人，而大量的病人则分散在社区里的千家万户，有一条无形的感情纽带把我们90多名医护人员和社区内外的市民群众与海岛渔民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大医院顾及不到的，个体医疗门诊又不愿意做的医疗服务，在我们这里每年达25万人次，这就是我们久盛不衰的医疗服务市场。我们不再是坐等病人上门看病，而更多的是走进社区和家庭，近距离、零距离地为群众提供医疗、预防、康复、计划生育、健康指导、家庭病床等多项群众急需的医疗与健康服务。”
副院长汪绪元医师和心血管内科主治医师杨俊华非常熟悉辖区内8个居委会近10万人口的健康状况，即使没有一个病人打来电话，他们也会对当天的出诊和用药计划作出妥善安排。记者在这里看到的2000多份60岁以上老年慢性病档案，就是他们几年来社区卫生服务的结晶，其中，经杨俊华和她的助手上门调查走访而建立的档案就达560份，这里面有对海霞新村痴呆老人的临终关怀，有对东宝大厦脑中风瘫痪病人的家庭护理，有她们千方百计地接近30多名精神病人，并给他们提供康复服务的惊险故事。
杨俊华1995年和丈夫一同离开新疆克拉玛依石油总医院，来到珠海香洲渔港边的这间小医院时，感到最大的变化就是没有了大医院医生的优越感和那种就病论病、见病不见人的职业习惯。在这里，不管你是有多大本事的医生，你都得直接面对病人那没有心理距离的询问和没有任何约束的唠叨，病人不仅把你当作医生，而且把你看作最值得他信赖的朋友，有的病人甚至会请你去幼儿园帮她接孩子或代劳别的紧急家事，而这里的医护人员也不见推辞。久而久之，周边群众的健康、工作、经济收入、家庭婚姻、脾气嗜好等，便都装进了医生们的心里。
这是流淌在医生与患者之间的一条感情的河流，它模糊了医患之间的界限，超越了物质利益的阻隔，有钱没钱看好了病好商量，急重症病人减免费治疗和不得不减免费的在这里不计其数，任何病人来到这里都免去了排队、挂号、候诊等程序，自然有医生护士朋友帮他安排得妥妥贴贴，像这样办在老百姓心坎上的医院难道会没有病源市场？
一位舍近求远而来这里看糖尿病的老大娘对记者说，她跑遍珠海的医院和药店，还是这里的服务亲切，药价公道，让人放心。珠海市一小的李老师在一天傍晚感觉眼睛痛痒难忍，随手拨通了香洲医院外科医生刘明康的电话，为了不失信于一个病人，刘医生将他的白天班一直延续到晚上9时。李老师匆忙赶到时，就要医生先给她开消炎药和眼药水，刘医生却细心地给她检查，发现不是眼睛发炎，而是一根眼睫毛扎进了眼球，最后药没买，钱没花而把问题解决了。像这样一件件微不足道的小事，不知温暖了多少病人的心。
珠海市香洲区的每一家医院都是无红包医院，而香洲医院外科医师王增航因为去年年底的一例异常成功的手术，感动得病人家属在事后非给医院送上一个“红包”表示心意不可，后来这个装有100元钱的“特殊红包”被放进了香洲区红十字会的捐款箱，也被写进了香洲医院的医德医风报告。周惠虹院长经常对她的同事们说：“让我们永远珍惜人民群众对医院的这份信任和感情”。
同样具有不寻常意义的“红包”也发生在南屏医院。新村一户居民听说向来对老百姓有大恩大德的南屏医院眼下正为建门诊楼缺钱而着急，在乡亲们中带头送来300元捐款，叶浩森院长手捧着这样沉甸甸的“红包”，流下了感动的泪水。
一行救死扶伤者忙活到半夜，身心疲惫，未收分文，还挨骂受屈。吴兴院长要求他麾下的八十多名医护人员任何时候都必须把委屈和困难藏在心底，而把笑容和信心带给病人。
在我国的三级医疗网络中，乡镇和街道一级网络是处在最基层和最直接为一线病人服务的医疗网络，工作在这张网络上的广大医护人员大多有着常人难以想象的牺牲和奉献精神。比起机关公务员、大多数学校的教师甚至上一级的医疗同行来，他们所得甚少。以珠海市香洲区的6家医院为例，不少90年代初引进的医疗人才，他们的家庭生活至今只能维持在最基本的生存需求上。
1994年毕业于湖南医科大学医疗系的邹锦全医师来到湾仔医院9年了，娶妻生子和赡养老人使他不得不咬紧牙关买了一套10年银行按揭的商品房，夫妻俩每月3000多元的收入，被银行扣除后，剩下的只够一家人糊口的了。而像他这样生活窘迫的医疗骨干在香洲区的6家医院里比比皆是。
湾仔医院院长、骨外科主治医师吴兴要求他麾下的80多名医护人员在任何时候都必须把委屈和困难藏在心底，而把笑容和信心带给病人。
今年大年初三晚上7时，120接到求救电话，刚过而立之年的医生组组长邹锦全立即带着两名护士紧急出诊。救护车赶到某花园时，一位摔倒在楼梯上的九旬老人早已没有了呼吸和心跳，然而，出于医生的职责，他们不得不进行最后的抢救。无力回天后，死者的子女不仅拒绝支付75元的120出车费和30元的医生出诊费，而且以种种借口对医生护士大肆辱骂。邹锦全擦去委屈的泪水，依然安慰说：“我们医生不是神仙，老人已死，怎能拉回？你们还是节哀吧。”一行救死扶伤者忙活到半夜，身心疲惫，未收分文不说，还落个挨骂受屈的地步，第二天又得笑容满面和有求必应，招之即来地面对他们的每一位病人。
邹锦全对记者说，像上面这样极端的例子在基层医院不是个别的，前不久值夜班，碰上一个酒醉装疯的所谓病人，我给他量血压，他猛地跳起来喊“救命”，说我在谋杀他，砸烂了血压计，扬长而去。有个云游的和尚半夜里拨打120，戏弄我们赶到十几公里外把他接到市区里来。邹锦全呼吁说：“我们呼唤病人的理解和诚信，医生也是人啊，医护人员的劳动和付出，也需要社会的尊重和关爱啊。”
湾仔医院总护士长刘章娇、妇产科主治医师胡向华异口同声地说，我们最感到委屈的就是做了好事反倒被人指着鼻子骂。今年春节后就出现6例宫外孕病人跟医院耍无赖，为了及时抢救她们，院长发动全院职工捐钱给她们买血浆做手术，垫付药费，等抢救过来后，这些外来打工族中有的竟跟你来“要钱没有，要命一条”这一套。有个在个体门诊人流失败的年轻妇女在送到医院时，扔给医院200元钱，出口不逊地说：“钱就这些，多了没有，若出个什么事，由你们负责！”
吴兴院长说，尽管我们医护人员力没少出，气也没少生，但在病人面前，我们还是尽量做到服务热情不减。去年中秋节，有个叫范海洋的骨伤科住院病人，思乡心切，在病房里暗自落泪。我们综合区病房的医护人员见状，放弃自己全家团聚的机会，在这天晚上给他买来鲜花、水果和月饼，护士姑娘们还陪他赏月唱歌，当他得知我们有的护士工作五六年了，为了病人和工作，连谈恋爱的时间都没有时，也增加了他对我们医护人员的感激。
记者走进湾仔医院那仅有12平方米的住院部办公室，正遇上30多名医护人员在这里进行午间交接班，那种拥挤和忙碌的情景，使人感到医院扩建实在是刻不容缓。
吴兴院长为难地说：与上面的大医院和其他单位比，我们也有委屈，人家一个CT就几百万、上千万元，一个核磁共振就近2000万元，而我们为满足普通群众的看病需求，想投资1100万元，建一栋一万平方米的住院楼，从1993年拖到现在，自己积累的300万，社会捐资200万，全投上去，缺口还是不小。而医院自身的积累大多花在了那些贫困的病人身上，我们不能让那些贫困或弱势人群小病拖成了大病，更不能见死不救。有个叫雷少辉的9岁男孩患再生障碍性贫血，由于其父亲下岗，母亲没有工作，几十万元的医疗费全都是我们医院顶着了，现在还得每月花2000多元给他治疗。医院正准备开设看一次病不超过10元钱的“惠民诊室”，我们做这些都没有任何经济效益，有的只是我们的医术仁心。
珠姐不顾脏臭仍然紧紧地抱住病人的头，生怕病人因烦躁出现意外。等到她微笑着将痊愈的病人送出院后，护士姐妹们见她悄悄地拿出女儿的成绩单流泪。
就在记者即将完成本次采访时，香洲区卫生局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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