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晋：光坐在教室里学习不行

谢晋

在上海读完小学，抗战开始曾到香港读初中，后回上海读大夏附中、稽山中学高中，业余参加电影训练班学习。1941年考入四川江安国立戏剧专科学校（“中戏”前身），中途参加工作，1947年在南京国立戏剧专科学校复学。1948年秋进入大同电影制片厂任副导演，1953年任上影厂导演。

记者：家庭、学校和环境三个因素，那一方面因素对您成才的影响最大？

谢晋：三个因素都有影响，环境影响要大一些。我生在一个封建家庭，祖父是读书人，当时与秋瑾、徐锡麟等革命人士交往甚笃，是上虞县第一个剪辫子的人。我是家中的长房长孙，受到祖父的宠爱和影响。他对我影响最大的一件事就是在我9岁生日那天，花了7、8块大洋，给我买了商务印书馆出版的一整套《小学生文库》。那套书整整500本，全是古今中外名著的节本，许多爱国主义小说也统统在内，是郑振铎、茅盾等一批最优秀的知识分子编选的，在当时称得上是代表先进文化的东西，我读得如痴如醉。这套书可以说影响了我一辈子，还影响了我的许多同学。经过那么多岁月，至今我家里还保留着其中的大部分书和那个原装的柜子。

除了看书，我还看了大量电影。我家迁居上海后，一有机会，我就拽上母亲去看电影，30年代中国电影没看过的很少。我觉得光坐在教室里学习不行。中国有句话叫“读万卷书，行万里路”，两件事我在青年时期都做了不少。那时整个中国非常动荡，我先后求学、工作转了大半个中国，可以说人生最好的年华都是在颠沛流离中度过的，这段生活对我认识中国和中国的文化，影响太大了。看书、看电影，加上曲折的经历，这些人文的积累奠定了我的人生和事业的基础，比坐在学校读书更影响我。

记者：那时相对自由的学习方式也许是现在的学生比较缺少的。

谢晋：现在许多家庭只要有一个孩子考试，就搞得亲戚朋友全都失魂落魄的，社会太看重考试了。其实考不上大学又有什么关系？我小时数学很差，可是一接触艺术就游刃有余，能发挥得很好。加上后来给焦菊隐、曹禺、马彦祥、黄佐临这些当年最优秀的艺术家做助手，就顺理成章地走进艺术之门。我父亲和家人希望我念理工科，认为那样什么时候都有饭吃，可我选择了走艺术道路，那在当时是最穷、最没保障的职业，事实证明这条道路最适合我。凡事都不能强求，教育更不能拔苗助长。可惜许多家长都看不到这一点，反而会耽误成才。

记者：青年学生都有想成就一番事业的梦想，您认为对于选择在文科方面发展的人来说，哪些知识、素质积累最有用？

谢晋：人都会有所追求的。比如我喜欢拍能留下来的电影，写小说的也希望留下万古流传的作品，但是取得这样的成就需要很多条件。比如除了个人条件，大作家写大作品还需要许多微妙的历史条件。有人曾立志要写超过《红楼梦》的作品，但后来知道写不了，就是这个道理。许多大作家的儿女当不成大作家，很大程度是因为他们没有父辈那样的经历。

所以我认为学习过程不是走出了校门就能完成的，经历、阅历对于人文、艺术方面的人才来说也是一种学习，某些意义上比在学校学习更重要，因为它最能提升人的综合素质，对艺术人才来说，决定你的发展和创作。比如，我拍《舞台姐妹》，就是因为袁雪芬等越剧艺人少年时代受苦、天天睡在船上的经历我也见到过，所以成了我拍电影的首选题材。我50、60年代拍的电影如《红色娘子军》、《女篮5号》等都是写新旧社会对比。但“文革”后拍的片子如《天云山传奇》《芙蓉镇》《牧马人》包括《鸦片战争》，多带有某种理性思考的悲剧处理，这是我们整个民族学会了思考这种变化的一种折射，这种觉醒是一个民族最根本的东西，它势必影响到我的创作。每个时代都有每个时代的矛盾，所谓第一代到第五代、第六代导演，每一代拍出来的东西都不同，就是因为有不同的时代背景下的不同经历。张艺谋这一代导演成就大，就是因为他们所受的教育是在艰苦中获得的，没有一定的阅历，任何人要成为大艺术家都是不可能的，特别是痛苦的经历，那是一种最深刻的学习。

人的阅历还积淀人文的修养。很多人以为中国加入世贸组织后经济上去了，人文的东西自然而然也就上去了，像APEC会议，开得让外国人目瞪口呆，其实我们在人文环境、人文意识方面的还有很多问题，这是教育需要面对的一个很大的问题。人类也有同样的问题。教育要走向世界，不能不重视这一点。前不久听到杨振宁先生在讲话中大谈师长冯友兰，我听了很有感慨。又记起四次文代会上，夏衍同志专门请钱学森先生给文艺界讲文科，许多人吃了一惊。杨振宁、钱学森都出自清华，清华当时的文科也非常棒，和理工科互相渗透，融会贯通。这样的办学思路仍然值得今天所有大学借鉴。

记者：看您买了这么一大堆新书回来，真不像年近八旬的老人做的事。

谢晋：读书学习是我每天必须的功课，人需要继续教育，终身教育。我拍一部片子要看几百万字的资料，才不会出纰漏。比如有的古装片，皇帝、大臣出场不论何时何地必穿龙袍、朝服，我片子中的林则徐是打着蒲扇穿着无袖夜服出来的，这就是从学习中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