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楚河汉界》（马晓丽著，解放军文艺出版社2001年12月出版）出自一个不甚知名的部队作家之手。然而读过此书，许多人都会被小说触及的深刻性所震撼，也会被小说表现的英雄主义、理想和激情所感染。毫不夸张地说，这本书将毫无愧色地进入当代军事文学的力作之列，也是近年长篇小说的重要收获之一。
《楚河汉界》是一部思想性小说，是一部关注大局的小说。它的表层主要是写部队建设的现实生活，但实际上，它几乎触及到中国革命和建设几十年来一直面临、一直在不断探索解决的某些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比如什么是我们追求的马克思主义，什么是精神的假冒伪劣，什么是一个人、一个集体、一种战斗力、生产力先进与否的评判标准，什么是历史进程中的经验教训，什么是我们必须坚持的理想信念等等。小说的可贵处，是从不同的人生侧面，把英雄主义、正义事业的宏大性与生活的复杂性、矛盾的尖锐性、发展的曲折性完美地统一起来。它像有的小说一样，敢于触及现实生活中的尖锐问题，但它又和许多小说不同，它不像有些小说，一写到腐败就失去了清正，写到不公正就失去了理想信念，写到委琐小人就失去了英雄崇高。《楚河汉界》不是这样，它在认真反思社会与人的问题时，自始至终贯穿着英雄主义和崇高理想的主旋律，贯穿着为党、国家和人民献身的浩然正气、蓬勃朝气与昂扬锐气，自始至终屹立着一个和几个性格各异的英雄，尽管他们是带有悲剧色彩的英雄。同时，它又是一部将时代性、思想性与艺术性融合得很完美的小说，是从思想精神到艺术表现颇具感染力的小说，也可以说是值得国家公务员拨冗一读的文学作品。
小说的突出长处是思想精神的深刻性。它主要表现的是坚持实事求是与弄虚作假的冲突，这种冲突造成两代军人的荣辱升沉，折射出军队国家利益的成败进退，它以心灵对立的形式弥漫在小说各个地方，形成小说内在的极大张力。这种张力表现为对人物内心面临巨大矛盾的不断“挖掘”或“填埋”。最初的挖掘是周汉在中风后的神游中，他对自己在历史上屈服压力不敢说出团长重伤自杀的真相，致使战友油娃子被人诬陷谋害团长惨遭杀害而一生不安。而油娃子在冥界中暗示自己制造了团长自杀的机会，则挖掘了一个无人知晓的内心。南征为了家庭利益和个人前途，迅速婚变，把已经怀孕的女友转嫁给东进，又是一种灵魂的挖掘。黄振中对诬陷油娃子的良心发现，魏明坤内心深处的自卑、虚荣、阴暗及其忏悔，周汉对“文革”中妻子为改变处境而谋划的反思，都是人物内心巨大矛盾的挖掘。所有这些挖掘，贯穿了真与假、善与恶、美与丑的对决，所到之处，尖锐深刻，触目惊心。而主人公周东进，从小健康成长，襟怀坦荡，当他同样处在实事求是与否的矛盾漩涡时，他面对的就常常是填埋与突围的冲突。他要突破填埋，说明一次指挥的失误，放弃立功受奖，就遭到周围关系的冷漠，不得已从野战军调到边防团。在年龄到线与提升机遇同时来临之际，团里出现一死一伤的违规事故，是如实上报，还是虚报为英雄事迹，东进和全团的前途可能会南辕北辙，周围自然又要全力填埋东进的理想求实。挖掘与填埋，小说从两种内心的冲突形式深入揭示了各种人物在国家与个人利益上，思想精神的尖锐对立，写得令人惊心、激动。这与当年的《炮群》相比，具有文学上的进步，也有思想上的成熟。
小说的深刻性在于，它写出讲真话难，并不简单因为它关系个人荣辱得失，是周围很多方面都在制约着说真话，特别是在艰苦的革命探索中，其中有许多并不是真马克思主义的东西，而是封建主义的、农民意识的东西。政委说“自杀就是背叛革命队伍”，周汉就不敢作证团长死于自杀。王京津的悲剧仅仅是因为看了说了一些西方军事理论。东进放弃立功受奖而遭到冷遇，同事反对他上报事故，是因为上级和周围都要为坦白的失误承担责任，亲人也因此感觉脸上无光。阻碍讲真话的原因，有个人利益关系，有出于公心的错误认识，并且形成一种集体意识，集体习惯十全十美，习惯共性，习惯唯书唯人，结果就习惯虚假。而最严重的，是方针本身没有实事求是，形成“上有好焉，下必效焉”的做假土壤，即小说所说的：“天造势，人做事。”小说以一连串发人深醒的人物遭际，客观揭示了实事求是在根本上需要一个趋势正确的大局环境。
引人注目的是，小说的一系列矛盾冲突置于两个经历地位悬殊的社会阶层中展开，它涉及了一个敏感的社会话题：干部子弟生活及其与平民的关系。这使小说表现的深刻内涵处在一种具有广泛性的社会生活中。小说通过两个阶层人物的命运变化，反映出社会普遍出现以效率、才能为价值标准的新的价值观；同时也表现出，当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没有成为社会普遍的精神氛围时，个人的精神解放与否是没有阶层界线的。贫寒的出身使魏明坤比别人更刻苦努力，但他的底层经历又使他在为人处事上具有周东进在优越家庭中所不曾想过的处心积虑。他不愿在军营暴露贫寒的父亲，他两次在周东进处在失误和事故时，冷眼旁观，他希望东进隐瞒失误，自己就将占有优势，其心理令人心惊。他娶了将门之女黄妮娜为妻，满足了心理上的战胜感，还要表现出自己受伤害的样子。而让东进疑惑的是，他就是想进取，想献身军队事业，为此他可以刻苦，可以勤俭，可以和其他人一样努力，但为什么一定要隐瞒自己，甚至连自己的出身都不能讲呢？在高压的“文革”时代，王京津为此付出了生命，南征从此将自己内心深深埋藏起来，以致在重要关头把自己的前途寄托在婚变上。他们的命运深刻体现了小说的点睛之笔：“天造势，人做事。
人都是在势中做事的，哪个人做事能不受势的影响？”不同阶层的人都需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
黄妮娜、李小兵等一些人物，更客观地反映出在改革开放的背景下，家庭已经不能决定人的成功与否，不同阶层出身的人正处在社会发展的同一标准、同一起点下，反映出社会的进步。对于只有出身的优越感，却处世糊涂的黄妮娜，作者不无深深的同情，但是作品对黄妮娜性格的全部描写，特别是对一些仍然只会倚仗门第，旁若无人，吹牛争尖儿的“子弟”们的描写，令人哑然失笑，实际上作品是唱出了对一种生活方式的挽歌。
小说给人的另一个突出感受是充满英雄和理想的激情，既有人物形象所表现出的革命军人和共产党人的坚定理想信念之情，又有叙述者的强烈感情，使人联想到中国古典文学中“发愤”的光荣传统。这种强烈感情，表现在对主要人物英雄性、悲剧性的倾注上，也表现在对情节、对思想的深情叙述和议论中。其中的高潮是在南征最后对东进大动感情的规劝中，他从许多军人生涯的夭折说起，讲有的英模死后才得到承认，讲为了能报效祖国做一点假有什么关系，讲团集体和死伤战士的前途，南征几乎是声泪俱下。出人意外的是，一身正气的东进至此终于说出：“我放弃”。真是英雄气短。然而，小说的最后，东进遇到陈简，女教师精神世界的光明重新唤醒他的良知。情节峰回路转。小说在激情的宣泄中完美地体现了它所追求的，对英雄崇高的辉煌颂扬，这实际上是小说真正的重心所在，它写了那么多做假的教训，那么多求真的挫折，最终都是在写东进无论是荣辱进退，都不放弃国家军队利益的理想，甚至所有主要人物都表现出作为革命军人，作为共产党人，为之毕生奋斗的满腔热情。就这种激情而言，小说更具有一种“内省”的意味，是站在自己内部的立场，而不是站在局外的立场，来反思党内的经验教训。然而，令人更加动情的是，东进这样的忠诚，但在某种程度上又是一个落伍者。特殊的年代造成他的科学文化水平与军队的发展需要差距那么大，使他的赤诚在时代面前显得有些无力，因而，东进不能不是一个带有悲剧色彩的英雄。但即使如此，东进仍然让人敬佩让人热爱，他的求实精神，他的忠诚本质，是我们民族永远都需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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