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光学的三条经验和三点不足

解放初期，我在大连工学院执教期间，给学生上物理课，开物理学实验。深入的基础理论和大量的实验锻炼了年轻的学子们，使他们有较为扎实的基本功。1952年，我调到长春中国科学院仪器馆（后为长春光机所）工作，带去了第一批19名毕业生，他们是中国光学事业最早的骨干力量，很快成长为学术带头人，他们和上世纪50年代光学专业的学生成为新中国光学事业的开拓者。

中国光学创业初期的环境非常艰难。可喜的是，艰苦的环境使我们青年科技人员锻炼得坚强，严格的培养和实践的锻炼使他们在理论和技术上有相当高的造诣和水平，有优良的学风和打硬仗的能力，体现了大科学团队的精神。

长春光机所在上世纪60年代初由于发展“两弹”的需要，承担了研制大型电影跟踪经纬仪的任务。有关作用距离、定位精度、测速精度等性能指标要求，远高于当时国内所有的同类型进口仪器。对这项尖端复杂的任务，我们把工程分解为几十个专题，每一个专题都有专人负责。经过我们严密精心组织，工程进展得十分顺利。这项参加人数多达600人、历时五年半之久的大型科研工程竟一次试验成功，开创了我国大型光学工程研制的先河，在技术上为后来研制更先进的经纬仪—舰载中型激光、红外、电视电影经纬仪奠定了坚实基础。

通过这样的任务，我们建立了光学领域必要的技术基础和相应的学科。特别值得提出的是，长春光机所通过这样的任务，以及此后一次又一次在国防科技领域令人瞩目的成就，培养出了一支能综观全局，驾驭总体，有工程理论基础，能集成多种综合技术，从事现代高新科技研究及产业化的科技队伍和带头人。上世纪90年代，在长春光机所工作过的，就有12人先后被遴选为中国科学院院士或中国工程院院士。

这样的例子还可以举出很多很多，我国的2.16米天文望远镜、风云一号气象卫星遥感技术、激光核聚变—“神光”装置、皮秒条纹相机等等，无一不是通过任务带动学科建设和人才培养的范例。

从上世纪50年代我国光学的发展进程中，我深深感到，在科学研究中我们要永远保持自力更生，艰苦奋斗，无私奉献，大力协同的优良传统和精神，要发扬崇尚科学、团结协作、追求一流、讲求正气的团队精神。这也是“两弹一星”的精神。发展我国的尖端技术和整体的科学研究事业，我们都是靠这种精神指导才取得成绩的。

下面我再谈谈我们光学科研工作中的不足之处：

一是对基础研究重视还不够，致使原始创新困难

半个世纪以来，中国光学的基础研究取得了长足的进步和令人瞩目的成就。从总体上说，大多属于跟踪性的创新，原创性创新与发达国家相比还是有明显的差距。加上近年来，学术上的浮躁以及对基础理论的重视程度不够，在光学基础研究方面，有些与国外的差距反而加大了。这应该引起我们足够的重视。

二是对光学领域科研成果的转化重视不够

中国光学有不少科技成果，其中不乏达到国际水平的成果，但没有及时进行产业化，这是十分可惜的。

三是学术交流不够活跃

中国光学界几乎在当代光学领域的各个方面都有人研究和关心，但学术交流方面似乎还有欠缺。除了开好各类学术讨论会外，我们还要大力提倡学术研讨和科学评论等多种形式，推动广泛的学术交流，使各种不同的学术观点、学术思想、学术风格等得到交流、碰撞，也使各种不同学派之间能展开平等的讨论和竞争。重要的是，要使我们的青年研究人员能够在一个高水平的学术环境中接受到从未感受过的学术刺激，能够得到新的思维方式、研究方法的熏陶，这对于拓宽他们的眼界、开阔学术思路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并为他们成为具有创新精神和高创造力的拔尖科技人才奠定基础。

王大珩，应用光学家，我国光学事业奠基人之一。原籍江苏苏州，1936年毕业于清华大学，曾任中科院长春光学精密机械研究所所长。20世纪50年代创办了中科院仪器馆，领导研制成功了我国第一埚光学玻璃、第一台电子显微镜、第一台激光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