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得北平解放初期，我的同学郭地从解放区归来，在出版总署任职，介绍我认识了金灿然同志。他给我的第一个印象就是非常实在、朴实。我当时是个旧学校培养出来的未经改造的知识分子，我想他大概是不会看得上我这样的人的。
但从后来的交往看，他对我的印象似乎也还可以。这自然和我那同学的介绍有些关系。在这以后，我们之间虽然始终不曾“衔杯酒，接殷勤之余欢”，更非“亲密无间”，但好像已经结下了不解之“缘”。
不记得是在哪一年，我曾多次接到关于古籍整理出版工作会议的通知，我有时也去参加这样的会议，有几次是在人大会堂。记得几次开会都是灿然同志主持，听取专家学者的意见。会后就在厅里吃一顿饭。我参加这样的会，大概是灿然同志提名邀请的，在老一辈的专家看来，我的年辈和资历可能还不够参加这样的会议。在我自己，参加这样的会议，却也并不积极。会上发言，自有老专家包场，我不记得我说过什么，也没提过什么建议。只是出席，素餐而已。这是有负于灿然同志的期望的。
到了上世纪60年代之初，我参加了周扬同志策划、冯至先生主持的文科教材编写工作，具体分工是我和刘盼遂老师主编一部《中国历代散文选》。在这期间，我又见到了正在中华工作的朋友灿然。他知道我在编选历代散文，又知道我有撰写散文史的意思，便和我草签了合同一纸，约我写一本《中国散文简史》。
但好像没过多久，我便参加了“四清”运动，随后便是“文化大革命”。在红卫兵抄家的过程中，我和其他“牛鬼蛇神”一样，毁弃了许多“封、资、修”的“罪证”，其中也包括这《中国散文简史》的合同。
“文革”过去以后，我重理旧业，这时我的老师刘盼遂先生已在“文革”期间不幸去世，我在继续主编《中国历代散文选》的同时，也就记起了曾经要写的《中国散文简史》，于是便立项列入了北师大中文系的科研计划。但这时我再也不能见到灿然同志。他在“文革”中不幸去世的消息，我是后来才听到的。
近几年来，我的《中国散文简史》和《中国散文史》相继出版，虽然都不在中华书局，但每一回忆撰写的缘起，总要想到曾在中华书局的灿然同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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